说斋藤悼生先生带领日本救援队到梅里雪山参加救援工作回到北京，赶忙前去看望，可几次都因为他太忙，说不上话。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才抽出一．点时间和我聊登山。坐在天坛饭店大厅里柔软的沙发上，听他轻声柔气地漫谈着，我仔细地观察着他，但无论如何也没有从那清瞿的面庞上·看出三十年登山经历留下的痕迹。没有人们印象中登山者的那种粗犷豪迈，他文质彬彬、朴实无华，甚至透出一股天真烂漫的劲儿，也没有教授学者的那种庄严、凝重，他面容慈善，和蔼可亲，使人感到家庭闲谈的轻松气氛。优雅的大厅，柔和的灯光，更衬托出先生温文儒雅的风度。

　　斋藤先生家乡在日本九洲，那里有著名的阿苏火山。小时候，看着哥哥背上鼓囊囊的大背包和花花绿绿的绳子去登山，觉得非常有趣，慢慢就爱上了登山。那时的登山实际上是游山，在风光旖旎的大自然中，少年的斋藤得到了无穷的·享受，陶冶了情操。十九岁，斋藤先生考入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了京都大学学土山岳会。从此，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日本各地去登山。一年夏天，他们到日本阿尔卑斯山登山。他们穿过郁郁葱葱的密林，踏着积雪登到顶峰，头顶上蓝天是那样清澈深邃，脚下皑皑白雪映射着灿烂的金光，四周翠绿山野中云雾蒸腾，他只觉得全身心是那样地激奋和舒畅，一股力量在心中激荡，在胸中升华。斋藤先生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思忆中，他斜靠在沙发上，右手支着轻微仰起的头，神采奕奕的目光透过挺大的眼镜片飘向遥远的地方，他似乎一时间离开了实在的时空，在缥渺的想象中寻找着什么。

　　京都大学是一个素负盛名的学府，培养出了几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日本学者。该大学一贯强调要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求，不落人后。“京大的前辈们经常讲，你们一定要保持京大的先锋精神。”斋藤先生接着说：“登山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登山要不断开辟新的路线，探索人尚不知的新领域。这是很艰苦的，因此也是很光荣的。”我又提起了一个关于登山的老话题：您为什么喜欢登山?他用手梳了梳斑白的长发，微笑着开了头：“每完成一次探险，就感到非常愉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象哥伦布、马可·波罗，都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1962年，我首次到海外登山。那是在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山。你知道，在日本人心中昆仑山是非常神圣的，令人心驰神往。那次登山非常艰苦，到了7000米以上，全靠自己开路。积雪很深，一直到胸口，走起路来就象游泳一样，用双手拨开积雪。我和大家一起登上了顶峰。那次还进行了高山医学考察。老式的心电图机很重，发电机有30公斤，好不容易运到山上，又不转了，给它输了点氧，才重新转动。你别笑，是真的。就是用氧气瓶给它输了些氧气。这大概也是世界第一吧。”他有点调皮地笑了笑，接着说：

　　“后来又参加了干城章嘉峰 (8515米)，珠穆朗玛峰、纳木那尼峰，希夏邦马峰等大型登山活动。登希夏邦马峰时，我整整60岁。登山家，都想登上八千米以上的山峰，不然就象缺点什么。当时我想，这可能是我登上八千米以上山峰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加把劲才行。

　　“幸运的是，京都大学的晚辈们对我很关照。他们做了精心的安排，把到顶峰的路修得很好。他们鼓励 我，和我一起攀登。天气也很好，老

　　天爷也在关照我吧。这时，需要的 是坚持，只要一步一步地登，不泄气，肯定能上去。我终于登上了8012米的顶峰。当时并不觉得很累。当

　　你在实现一种强烈的追求时，苦和累可能就忘了。但从顶峰上下来时，累得不行了，歪歪扭扭地向下走，象喝醉酒一样。两个夏尔巴协作人员保护着我，终于安全回来了。我 很感谢他们。我是第二个登上八千米以上高峰的60岁老人，值得自豪。1982年，有一位原西德的62岁老人登上了玛纳斯鲁峰(8163米)。

　　“我爱登山探险，但我从不用‘征服’这个字眼。山不是敌人，是朋友。在登山中，我觉得自己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一个小小的部分，感到了平时得不到的快慰。有时大自然是很残酷，这就需要你做出努力，才能和她交流，和她交朋友。”

　　我犹豫着，不想破坏这宁和的气氛，但还是忍不住提出了一个“残酷”的问题：“这次登梅里雪山，17名队员遇难，怎么理解和山交朋友这种心情呢?”斋藤先生又一次轻仰起头， 饱含哀思的目光没入了那没有尽头的远方。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说：“这一次我们深深地感到了大自然的严酷性，但这只是对我们的磨练。经历了这种磨练，我们能更好地与自然交往，人与山最终会是朋友。梅里雪山非常美，美在险峻，美在神秘，有巨大的魅力，会吸引更多的人去攀登。人类要有克服困难的愿望和意志才能进步。”

　　斋藤先生到中国十几次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35岁应邀到台湾工作，学了一年半中文。后来长时间不用，大多忘了。1979年以后，又开始重新学习。1985年以后坚持听NHK的中文讲座，每天听20分钟。在珠穆朗玛登山大本营，他组织日本队员学习中文会话，请中方队员任教，他自己担任助教。我们的交谈，一半是用汉语和神情，一半请翻译帮助。

　　上学时，他学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人文地理知识，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美丽的国土非常向往，渴望着到中国亲身体会一下从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1979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随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团体一起来的。到了北京，‘那斑驳厚实的红墙、金碧辉煌的宫殿使他领略到几千年中华古国的庄严和宏大·。到了成都，他对诸葛亮和三国时代的纵横捭闽增添了一层感性的认识。到了江南，他为青山秀水所陶醉，进入了唐诗的隽永意境。他认为，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到中国登山的乐趣使他愈发爱上了这块土地，每次来都有不同以往的感受。

　　除了历史，他很注重了解中国人，和中国人民交朋友。中国登山队的年轻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人家”。他经常和饭店的服务人员谈笑，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开开玩笑，风趣横生。，1979年，配合日本登山队侦察珠穆朗玛峰的三名中国登山运动员不幸遇雪崩牺牲。斋藤先生当时是日方队长，他非常悲痛，决心要实现中国朋友的遗愿。第二年，他带队再次来华，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用成功的喜讯告慰三名中国朋友的在天之灵。友人虽去，刻骨不忘。斋藤先生每次来北京，虽然公务繁忙，但总忘不了问候烈土的遗属，经常给烈士的遗孤带来精巧的礼品和玩具，代替父亲给孩子送去温暖和欢乐。他还诚恳地表示，日方愿意承担起抚育、培养孩子的责任。

　　他掰开指头数着，“四川，云南，新疆……”他又有点孩子气式地咧开嘴笑起来：“都想去。可就是对病人过意不去。”

　　斋藤先生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的右手总是保持着一种习惯姿势：拇、食指对握在前，中指随后协助，有点象拉小提琴时的姿势。取物时如此，做手势时如此，空手时也经常如此。这是几十年手持手术刀形成的习惯。他在日本京都主持一家医院，工作很忙，每周门诊三次，每次要看50个病人。每周还有两次会诊、三次手术。病人们对他非常信赖，每逢他外出登山，病人们就耐心地等他回来后再去看病。每次登山，即便是担任队长的繁忙工作，他总是不忘医生的职责，为队员治病解难。不仅是为日本队员治病，也热情地为中国队员和民工服务。深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参加登山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可让病人久等了。”他说到这里，眼神中流露出欠疚、惦念之情。这位花甲老人向往登山，也钟情于济世救人的工作，他热爱自然，也念念不忘他的病人，这二者似乎不可兼得，可又紧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一个完美的人格，一个完美的人生。

　　斋藤先生娓娓而谈，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饱含着登山者的坚毅，饱含着对山野和人生深沉的爱。夜深入静时，我翻阅着笔记，捕捉那种情绪，一股纯真、熨贴的情愫在心中流淌，似清波涟漪，时而与巨涛汇聚，似流云飘逸，飘过那巨峰险脊……我说不清楚，只能说他是一个普遍的人，一个自然的人，一个热爱大自然和他人的人。

        本文作者：李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