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
    1975－1984年在迦舒布鲁姆I峰、II峰

    攀登了马纳斯鲁峰之后，我成为一名登顶两座8000米级高峰的登山家。当时在欧洲仅有一位健在的登山家有这样的业绩，他是柯特. 戴姆博格。我丝毫没有同柯特“竟争”的意思，他攀登的布洛阿特峰和道拉吉里峰都是处女峰，当时甚至很少有人去过那两个地区。不过很自然的，我有了成为登顶三座8000米级山峰第一人的想法。然而，那时对我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探索攀登8000米级山峰的新途径和争取登山赞助。

    我希望外出攀登、探险能按我的意愿去组织，由我挑选精干的人组成小队伍去进行大的攀登活动。单独或两个人去登8000米级的山峰是我追求的模式。人员精干的好处是可以不用高山搬运工，不预先设置高山营地和修路。当然，也可以不用氧气，就像我登前两座8000米级山峰那样。

    但是资金呢？靠我挣的那点钱是根本不行的。我1970年和1972年的登山活动是靠许多台若林朋友的支持并加上我全年的积蓄才得以成行。登山回来后，我出卖在山里拍的照片和电影资料并做一些咨询工作，以此挣钱来改良我的登山装备。我还办过登山学校，讲过课，写过书只要能为登山筹到钱，我什么都干。我在登山上获得的每一个成功都是因为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要用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去获得经济上的援助，并以此为基础自己来安排行动计划。如果我能削减高山装备，我就不需要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雇佣大批的搬运工 ，这样就能节省开支。

    现在我筹措资金比70年代要容易。这是因为公众对登山探险的兴趣和认知度都提高了，在70年代时没有人认为我扬从事的“登山专栏自由撰稿人”是能挣钱的正经差使。在那时，一些登山家的计划能够通过广告赞助维持下来，但他们不可能去策划耗资庞大的喜马拉雅探险。登阿尔卑斯山的情形不能同进军喜马拉雅山脉同日而语。如果我想自己组队，就必须自己筹措资金。这不但要有构想，更要实干。

    现在成千上万的年轻登山家们在开始走我年轻时的路，我希望他们在这本书中能有所收获并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予他们帮助和激励。任何有热情和理想的人如果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挚爱的事业中去，那他必将会成功。

    我去实现一个想法之前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思考，仔细地思考每一个细节后再会诸行动。以“阿尔卑斯方式”去攀登喜马拉雅的山峰是我的第一个重要想法。“阿尔卑斯方式”是登山的传统方式，它的技术是两百年在阿尔卑斯山脉起源并发展起来的──从山脚起步向上攀，宿营或不宿营，一直向上，直至登顶，然后下撤。每人携带自己的物品，不进行道路勘探和修路。我要探索能否用这种方式去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这种传统的登山方式从未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攀登中使用过，因为登山家们普遍认为登8000米级的山峰需要预设一系列营地，架好绳索并为此要雇佣高山搬运工。这些都是很繁重的工作，既费时，又费力。

    尝试以阿尔卑斯方式登8000米级山峰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5年4月我高兴地收到了巴基斯坦发出的 实清 舒布鲁姆Ⅰ峰的许可证。整个迦舒布鲁姆Ⅰ峰，Ⅱ峰和乔戈里峰所处的喀喇昆仑地区曾对登山家关闭了好几年，我们是第一支获准进入这一地区的探险队。我收到这份宝贵的许可证后，决定邀请皮特.海皮勒与我同行。

    皮特不仅找到了赞助人，一家电视公司还让我们拍下攀登的情形。这些收入使我们能够平衡预算，不欠别人的钱。

    6月份， 我去尼泊尔随同一支大规模的意大得登山队从南坡以传统方式攀登洛子峰。我们没能登顶。这时，我尝试“阿尔卑斯方式”的愿望更强烈了。

    皮特和我的设备不多，我们从欧洲出发时的行李是200公斤。 12名搬运工从巴尔托加冰川把我们的设备运到大本营。我们完全可以用一半的人来搬这点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服从联络官的安排。如同所有的探险队一样，我们必须接受一名当地政府指派的联络官陪同进入大本营，而他的工作则是负责调解我们同当地人的一切纠纷。

    在喀喇昆地区对外开放后的第一年里，好几支登山队同当地人搞不好关系，一支庞大的美国乔戈里峰登山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能登顶。由于登山队都要依赖搬运工，而有权的联络官又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向每个登山队漫天要价，似乎每个登山队员都是百万富翁。

    我们的攀登计划是首先在迦舒布鲁姆谷进行适应性攀登，在适应性攀登中同时观察西北壁的路线，然后，回到大本营再决定攀登的路线和方式。第一次看到西北壁和顶峰时，我们一次冲顶的想法开始动摇了。从5900米处向上看去，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负重爬上那陡坡。那坡很像阿尔卑斯山脉的马威洪峰，坡面支离破碎，不少地方还人冰。这个坡以前没人爬过。

    8月8日我们上到第一个营地。第二天天气特别好，我们穿过迦舒布鲁姆谷开始攀登西北壁的中部，这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当天我们到达了7000米处。第三天开始向顶峰进军，虽然我们带了摄影机，但皮特和我忙于轮流开路，直到快到顶峰时我才拍了一段皮特的镜头。我的相机这次又不工作了，我用皮特的相机拍了几张他的相片，由于沿线有端稳相机，相片都模糊了。

    我们成功地以“革命性”的方式成为  舒布鲁姆Ⅰ峰峰顶的第二批来客。

    从技术上讲，西北壁的路线比我们估计的容易攀登，甚至比我们攀登过的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路线都容易。只是攀登时注意力要十分集中，下山则更要小心，虽然下山对体力的要求不如上山时那么高，但滑堕的危险性却很大。大多数8000米级山峰的事故都是在下山时发生的。

    用阿尔卑斯方式去登8000米级的山峰以前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一旦有了先例，也就不那么难了。这的确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攀登方式，但这要求攀登者必须预测到所有困难，并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否则，攀登者很难生存下来。

    这次登山没有什么惊险镜头，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阿尔卑斯方式在这里是可行的。同时，我们的潜能也都充分挖掘出来了，所有的细节都考虑了，并且没有犯任何错误。

    在此之前，一些登山家们曾试图减小登山探险队伍的规模。1954年，梯齐. 朱舍乐和拉玛曾雇佣很少的高山搬运工并只设了四个营地就登顶卓奥友峰；1957年舒马克等四人没有用高山搬运工而登顶布洛阿特峰。但这些攀登还算不上是传统的阿尔卑斯式，因为他们预设了营地并拉了绳索。

    当皮特和我回到大本营后，波兰登山家们最先来向我们祝贺。这是一支波兰女子登山队，虽然也有几位男性在内。他们要登加舒布鲁姆Ⅱ峰和Ⅲ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波兰女登山家鲁特凯维茨。她现在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的女登山家。

    这次登山的成功不仅使我成为三次登顶8000米级山峰的第一人，更开辟了登山的新方式，为以后的登山探险闯出了新路。然而，我为这次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老朋友们都渐渐远离了我，他们不再认为我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由于我常出现在广播电视当中，他们觉得我遥不可及。我要应付不少采访和座谈会，要为我的阿尔卑斯式登山方式辩护，要无数次地回答同一问题。当然由于知名度的提高，我的登山探险将更容易获得经济支持，但我却没有时间去考虑问题和构思新的想法了。朋友们都认为我在以自己为中心，然而事实却相反：我需要朋友，需要被朋友所接受，需要同人交流想法，这些要求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就要用阿尔卑斯方式去攀登更多的8000米级的高峰。我不能因为一些批评就停步不前，也不能为突如其来的婚姻破裂而动摇。我是一个梦想家，任何困难同我的攀登梦想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那种我是为了赢利而去登山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我梦寐以求的是将新的想法付诸实现。我不会停止对新想法的追求，如果有一天我不去追求，那只是因为我追求的东西不存在了，而不是因为我得不到它了。

    几乎在10年之后，1984年，我带着一个新的动机回到迦舒布鲁姆峰。汉斯. 坎莫兰德和我要用阿尔卑斯方式纵走迦舒布鲁木Ⅰ峰和Ⅱ峰。我们计划由传统路线攀登Ⅱ峰后沿一条被称为自杀路线的途径下山，然后沿我1975年路线的左侧上到Ⅰ峰峰顶再走西脊回到大本营。

    这是一个我在1975年不曾有过的新想法。现在萌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了。上些登山家认为人到40岁后就该休息了。我认为从20岁到50岁都可以登。著名登山家波那梯在35岁时退休，这太可惜了。这个年纪正是他高山适应性和体能的颠峰，也正是他成名之后为赞助者们所看好的时候。

    登顶Ⅱ峰之后，汉斯和我仍然劲头十足，就像刚离开大本营时一样。我们一直在调整节奏，保存体能。在第四天，我们翻上了Ⅱ峰和Ⅰ峰之间的鞍状脊。第五天我们上到了1975年我露营的地方。但我们一直向上突击，没有在这里建营。下午天气开始变了，风越来越大，我们赶上了一个坏天气周期。在7400米处建营后，为避免大风在准备里把帐篷吹跑，帐篷用石头拴作了。我们被困在了7400米处。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我们俩人在夜里都出现了幻觉。也许这次纵走Ⅰ峰和Ⅱ峰的行动应当就此中止。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次完不成计划，以后我们也很难完成这个纵走或任何喜马拉雅山脉的纵走了。我们手上的装备和食品都不是问题，只是天公不作美，该诅咒的老天。好在我俩的看法达成了一致，在风雪中，我们终于于6月8日登上了Ⅰ峰峰顶，纵走行动成功了。但是，我们没敢在峰顶拖延片刻，因为从西脊下撤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是在冰雪迷雾中摸索着下撤，经常俩人谁也看不见谁，当时的感觉就像要跨入地狱一样。西脊非常陡峭，那种地形加上那种天气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然而这种新鲜感反而使我们不断前进。不时地，我们还能用上一段几年前一支南斯拉夫登山队留下来的绳索。

    第七天、终于下到了迦舒布鲁姆谷底，我们的神经也到了崩溃的极限。疲劳和这几天所受到的刺激使我们毫无睡意。这时我们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连夜继续下撤，当天返回大本营。

    能活着回到大本营不是因为我们能干，而只是因为我们幸运。也许是由于经常置身于危险之中，那种敏感的直觉使我们免遭危险。

    这次纵走迦舒布鲁姆峰的探险比我同皮特的第一次 实且 艰难得多。这不仅因为要用双倍的气力，更因为这是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在一次行动中登顶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经验，但是如果没有1975年第一次登迦舒布鲁姆峰的经验，没有在喜马拉雅试行阿尔卑斯式的初衷，那这次成功是想也不敢想的。我们这次纵走行动的业绩是：登顶了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上、下走了四条不同的路线，没有人员、物资支援，没有预设营地。这个经历到目前为止没人能够重复。

    现在，这种探险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中国每年签发的登山许可证越来越多，在那些山上有众多的登山者们从不同的路线向上爬着。无论你是否情愿，在山里你总能遇到别人的营地和绳索，甚至可能与别的队伍同行。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这正削弱了登山探险的意义。同时，你也可能从别人的营地获得你所需要的装备、食品、燃油，这也是对在登山中应该自我救助原则的侵犯。大规模地开展登山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体验这项活动。但对真正的探险家来讲，探险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我们当时能尽情地纵走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而不受任何人为的干扰，这真是一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