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渊 也许是距离产生美。3年多前，中超蓝图的首度推出，曾经给整个足球界带来了一种很值得期待的冲击力，而在真实的中超行将亮相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士感觉像是翻版的甲Ａ。不过，中超魅力随着其具像的清晰化而日益消退，这种遗憾是由中超本身引发的，而非上赛季的输球进中超闹剧或新近的国奥惨败等某个具体的负面因素使然。

　　中超的设计理念和主要框架，充分反映了决策者理想目标的含混和操作思路的紊乱，此外还掺杂着某种乌托邦的情结。在目标模式上，既热望把中超办成一个像英超那样的赛场人声鼎沸、比赛精彩激烈的足球嘉年华，却又在某些道德性、功利性因素的左右下夹带了很多消极性政策，比如一再试图限制球员收入和动辄为国字号让道等。在商业模式上，既试图把中超打造成一个不仅能自负盈亏，还能资助其他体育项目的摇钱树，却又无意推进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准备藏富于民。足协一方面集中越来越多的商务资源，另一方面对俱乐部则规定了很高的进入门槛和营收指标，这是一个难以为继的商业模式。至于让中超整体上市的规划，更是一个既漠视资本所有权，也无视现行法律政策的美丽幻想。

　　对待职业俱乐部的发展，同样充满悖论，在国字号球队屡屡让人绝望的背景下，足协很希望地方俱乐部能在亚洲赛场上为中国足球挽回些面子，却又害怕部分俱乐部坐大，因此推出了诸如限制国脚人数、削减外援名额等举措。同时，足协既要借助俱乐部的力量来抗衡、制裁某些足协应付不了的势力和事件，如派系问题和假球黑哨问题等，又担心足协的权威和利益被空洞化，因此坚决不同意成立职业足球联盟，并把中超委员会定位在一个想用就搬出来，不需要时就搁置的橡皮图章式机构。

　　看得出，中超努力以英超为范本，也希望取得如英超般的成就。但中超设计者在最为重要的方面忽略了，英超既是现代政治学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产物，其权力框架是平行的、民主的，运作规程则完全遵循和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中超显然不同，道德的、政治的因素起了更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设计理念就充满了矛盾，很多政策效应和制度功能是相互抵消，乃至背道而驰的。

　　比如时下再度成为焦点话题的球员工资收入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收入的多或少，而是收入不能与球员的表现、贡献挂钩并强有力地约束其行为。别忘了，当贝克汉姆享受着640万欧元的高薪时，还受着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严格约束。中国的很多球星俨然是制度和纪律的特权者，但这一缺憾与收入、品德无关，也与俱乐部纵容没有太大关系，根源在于足协人为地限制了国际和国内人力资本的充分流动，令这些球星不可替代。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在中国足球已经实行职业化的今天，球员的工资收入取决于市场价值总量与稀缺性，而不是技术能力。一个市值十数亿的产业，却只有数百名从业者，这些人必然要拿高薪，即使他们球踢得很烂，人品也差，这就像网络泡沫时代，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ＩＴ青年可以拿数万元月薪一个道理。或许在足协与俱乐部的联手打压下，这次限薪能推行下去，但必然是以足球产业市值的大幅度蒸发、中超联赛的日趋平庸为代价。

　　搞的是职业足球，却无视现代经济，也无意遵循市场规律，如何期望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