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讨中国足球何以沦为糙哥足球的反思活动中，有一种倾向应该被警惕，那就是，对容志行、彭伟国等技术大师的怀念，是基于对现在这些糙哥们的基本技术居然还不及那些前辈的怒其不争，而不是意味着要复古那种静态的技术足球。

　　由容志行领衔的那支国家队被称为文革后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支国字号球队，但在当时，他们既被新西兰糙哥们挡住了通往西班牙的去路，在与当时亚洲最高水平的两伊及韩国的对抗中也始终处于下风。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高丰文对苏永舜的否定，和徐根宝对刘国江的突破，都是合理的、进步的。中国足球如果不努力提高对抗能力，以及相关的身体、体能的强化，即使年潍泗、容志行再生，照样玩不出名堂。

　　问题的核心是，静态的技术足球应该被扬弃，当方向是升华到动态的技术足球，即那种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和激烈的攻防转换中照样能够拿得住球，且还能游刃有余地送出威胁性传球的技术能力，就像不久前日本队在布拉格所体现的那种能力。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足球步入了这样的误区，意识到静态技术足球所存在的致命缺陷，因而大练体能、对抗，却又丢弃了技术这个足球的本原，把技术与对抗对立起来。

　　包括徐根宝这个始作俑者，中国的足球教练都把抢逼围当作出成绩的捷径，进而为抢逼围而抢逼围。虽然口头上也高唱技术足球的赞歌，其实都偏好好狠斗勇，使得足球场上本来应该具有的阳刚之气变成了暴戾之气。韩国人则不然，在彭伟国那样的纯技术型球员已经成了“珍稀动物”，申思、祁宏、李小鹏则被打入冷宫时，李天秀、崔成国却倍加重用。当然，李天秀、崔成国以及那些日本球员，身型虽然小，其实体能和对抗能力并不弱，在与中国队那些身体重心很高的大高个对抗时未必吃亏。而我们的很多所谓的技术型球员，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容易受伤的男人。

　　中国足球的尴尬是，技术肯定不行，身体也未必拼得过人家，比如国奥队与叙利亚人的昆明之战，这样就只剩下动辄粗野犯规一条路了，而这是一条死路。（周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