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只有不敢到、或不想到的地方。”靠着这个我在浪迹天涯途中的感悟，我于1991年4月13日至10月20日，“一气呵成”了川藏和青藏两条进藏“天堑”全程的跋涉。此后，我又于朔风劲吹的隆冬翻越祁连山脉，经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此行，既是为了走访新疆，同时也是为了挺进新藏路。

　　新藏路也叫做“219线”国道，西起新疆叶城，东至西藏拉孜，全长2000余公里，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环境和气候最险恶的一条公路。为此，挺进新藏路，实际，上便是走遍全西藏的“决战之役”，直接关系到我能否完成走访全中国的理念。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能够从新疆叶城真正走上新藏路进入西藏之前，我还必须先翻越天山，再自东向西地纵穿新疆南部浩瀚的南疆大戈壁。而此后的由叶城前往西藏阿里的过程，也就是翻越山高路险、绵延千里的喀喇昆仑山的过程。

　　1992年3月4日，上午十时，阴郁的天空还在飘着细密的雪花，气温在零下15度以下，然而，挺进新藏路的“前奏曲”在位于乌鲁木齐市市中心的新疆教育学院门口如期奏响。我同当时我在新疆的唯一的朋友盛雪莲小姐，选择这所大学的校门口为起点、是考虑到，它多少能象征我是从新疆的首府出发的。

　　盛小姐是我在1990年夏季途经华山时结识的一位很优雅的小姐。当时，这位来自新疆五家渠的女教师，正利用暑假出去“排遣一下郁闷的心情”。自那以后的几年中，她一直关注着我的事业。在好些个我“粮尽弹绝”、遍体伤痛、面临绝境的日子里，她给过我许多的支持和恩助。她比任何人都关心我“走遍中国”的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次，我们仍像往常一样，互相挥挥手，以示告别。－切都非常简练，我喜欢简练。

　　出乌鲁木齐后，有两条线路可达南疆。我没有选择平坦的甘沟，我走通常人们认为难走的后峡。因为后峡景色壮丽；有一座海拔4250米的天山山脉中的胜利冰达扳，就横亘在后峡的深山里。我觉得，我应该顺便翻越一下这座新疆的大山。

　　3月9日17时零5分，我在当地人认为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冒着暴风雪，成功地翻越胜利冰达坂山顶，从而进入南疆地界。

　　3月14日15时45分，走出后陕大峡谷，进入和静。

　　3月29日晚，抵达轮台。抵达轮台就意味着抵达二千多里长的南疆大戈壁的最东端了。

　　6月18日傍晚，在忍受了无数难以言状的饥渴、酷暑、狂风和沙暴的折磨，长时间跋涉在荒芜干旱、浩瀚无边的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大戈壁中，一直捱到走上最后一座山岗，终于能遥望见坐落在戈壁尽头、帕米尔高原东麓下的那一大片绿洲时，我的再也忍不住的眼泪像潮涌般地夺眶而出了。我的焦躁、开裂的嘴唇喃喃道：“南疆大戈壁总算被我走完了，喀什到了！”

　　此后，我又拐往帕米尔高原，去走访一下生活在塔什库尔干境内的塔吉克族人，并一直走向我国领士的最西端。接着，我又返回喀什，前往叶城。

　　7月29日14时10分，我在位于叶城城郊的219线零公里碑处留影以志，开始向西藏阿里挺进。8月27日15时17分，在连续翻越了喀喇昆仑山脉的库地、麻札、柯克阿特、康西瓦等海拔4500米至5000米的达扳后，又翻抵新疆和西藏交界的界山大坂和“死人沟”。至此，进入西藏阿里地区。

　　需要强调的是，界山达坂上的一块石碑上，刻有“界山达坂，海拔6700米”的字祥，但我估计，可能达不到这个高度。

　　1992年中秋时节对我而言，是一段囹圄荒原、望断人烟的日子，由于高寒缺氧，百里无人区中狼群出没，我在喀喇昆仑山一带多次遇险，是边防军、游牧在荒原上的藏族牧民和维吾尔族道班工多次救助了我。

　　当我坚持到了西藏阿里地区的首府狮泉河镇时，我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腹胀如鼓，原先170斤的体重降至130斤。但这些都挡不住我前进的步找，我仍抓紧做着穿越阿里无人区，直抵圣城拉萨的准备。但不久，我因中央电视台采访暂停前往。这样，新藏路的挺进便于狮泉河镇暂时中断。

　　谁能想到，在我万里飞赴北京的途中，正是我的慈母在一次火灾中遇难的惨痛之日，可怜浪迹天涯数载未归的我，竟“巧遇”奔丧！

　　慈母去世后，我子然一身的坎坷人生又一次遭逢剧变。这样的打击实在是太惨了！在后来的那些天中，我觉得“孤身徒步走访全中国”的动力突然少了许多一我又一次面临万念俱灰的境地，我几乎要垮了……

　　关键时刻，理性总是我忠诚的朋友。使我又一次闯过险关的，并不是这些年来出生入死惯了的冷峻，而是责任。一种欲罢不能的责任提醒我：这时节，唯一能打倒余纯顺的恐怕就是余纯顺自己了。于是，我在料理完丧事不久，在慈母遗像前磕了三个头，擦干眼泪,又继续前进了。没有别的，因为昔者既逝，而原定的事情还须做下去；此外，纪念慈母的另一种方式，更应该是将“走访全中国”的理念推向最后的成功。

　　1993年春，我又第三次进藏，根据季节的变化，我改为先走掉尚未涉足的滇藏路，而后再接着走已完成一半路程的新藏路。不料，这一计划，又因接连两次遭遇损失惨重的被盗事件而受挫。尽管滇藏路被走完了，但新藏路又被搁了下来。

　　1994年8月，“死不了的余纯顺”又辗转千里，返回到西藏阿里。这是我第四次进入西藏，也是最终征服新藏跋和中尼路全程的最后的一次冲刺。此刻，距1988年7月，离开我日夜想念的家乡，那一日千里的变化中的东方大都市--上海以来，我已孤身徒步在伟大祖国的怀抱中艰难跋涉了6年多了。

　　总有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在走全国时四进西藏?对此，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其实，答案就在要实现的目标本身。

　　进入西藏的五条“人世上最难走的路”，只剩下最后一条半了。我就要在前无接应，后无救援，缺乏必要的现代化装备的情况下，背负60余斤重的行囊，孤身一人行进在海拔4500米、5000米、乃至6000米以上的阿里地区和后藏西部的无人区，穿行在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系的大峡谷中了……

　　尽管，在以往的岁月中，有很多探险家庄踏上这片土地后一去不再复返；尽管，每年都有人因小小的一次感冒引发高山反应症而死亡……但我决不会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仍会以笑傲江湖的气概坚决地前进!

　　如果一切顺利，1994年年底，大雪尚未封住青藏高原通往内地的山口前的最后一刻，我会再次走抵拉萨，并最终走出西藏。

　　我不在乎在人类徒步征服目然的载体上，是否会记录首次孤身徒步全方位他征服“世界第三极”的这位成功者的名字，但我在乎这位成功者应该是中国人。正如在乎壮丽的“世界第三极”——可爱的西藏位于伟大祖国的怀抱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