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下游两岸，50万公斤鱼类被毒死，百万人断水，造成经济损失达3亿元。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因污染事故影响正常生活用水的内江、资中、简阳等地在事隔近1个月后，恢复了从沱江取水。然而5月初，沱江再次遭到污染，10万公斤侥幸逃过上次劫难的鱼儿被毒死，沿江群众不得不拧紧家中的水龙头，举家提着小桶去寻找水源。为什么长江上游重要支流沱江会接连遭到污染？

　　两起灾难纯属人为事故

　　沱江干流总长达600多公里，经成都、资阳、内江、泸州后注入长江，流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其中仅内江市就有80万人从该河取水。沱江接连两次严重污染事件，震惊了四川省委、省政府。事故发生后，四川有关部门立即采取了拉网式的调查，并很快找到了事故的元凶：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川化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第二化肥厂造成2月下旬的污染事故，四川省仁寿县东方红纸业有限公司造成5月初的污染事故。

　　有关部门在调查中发现，这两起灾难纯属人为事故。

　　据介绍，有关部门在今年2月中旬就发现川化集团的化肥厂的设备出了问题，而工厂却一直没有停止使用该设备。直到3月2日污染源被强制切断时，该企业已严重超标排污持续了近20天，将2000吨氨氮含量超标数十倍的废水直接外排。据了解，更严重的是该企业对事故不仅长时间隐瞒不报，而且在事故发生后，企业环保部门甚至还拿出一套假数据来说明他们的排放是达标的。东方红纸业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是污染大户，多次被限令停产整改。2月27日，东方红纸业有限公司又声称治污设施已达标，要求调试生产，并一再保证不会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然而就在这次调试过程中，从4月16日至30日，该公司约有6000吨造纸废水未经处理就偷排入沱江的支流球溪河，酿成大祸。

　　违法成本低使处罚形同虚设

　　“归根到底，是利益作祟。如今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太低，经济处罚奈何不了这些企业，撤换了领导，新来的也会算账”。一位熟知内情的企业干部告诉记者。

　　川化集团和东方红纸业肇事后，省、市有关部门依据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对这两家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处罚，同时对川化集团处以100万元的罚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限额，并责其交纳一定数目的赔偿金。而东方红纸业则被立即实施停产、停电、停排处理，处以15万元罚款，并依法赔偿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处理决定一出来，立即引起众多议论。川化集团下属的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约18亿元，去年销售收入约10亿元，利润达8800多万元。一些群众议论说，区区100万元罚款，对这样的企业如九牛一毛。

　　低成本的处罚，确实纵容了不少污染企业。据有关部门调查，仅在地处球溪河上游的仁寿县，一些造纸厂、酒厂、氮肥厂等每年排放各种超标废水及污染物分别达2000多万吨和2万多吨，致使该河自上世纪70年代就失去了饮用水功能。丰水期时河水仍发黑发臭，到枯水期绵延几十里藻类疯长，不少河段鱼虾早已绝迹。“从来听说上游水清，下游水浊，但在沱江，却是越往支流走水质越差。”一位环保干部告诉记者。球溪河两岸近20万居民，因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河水，各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致使许多青年人因体检不合格，参不了军，升不了学。球溪镇有一个三面环水的村子，因终年臭气弥漫，竟成了光棍村，没有谁家的闺女愿意嫁过来。

　　环保机构失去监管作用

　　据有关部门调查，流域面积占全省面积34％、流域人口占全省人口54％的沱江、岷江接受的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2／3，而且水质恶化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的河段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据介绍，除成都外，目前排放到两江流域的城市污水处理率，均不足1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50％。一些地区污染物直排现象严重，流域内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水环境承载能力的1．5倍以上。

　　而与此同时，在沱江、岷江流域，环境部门监测监察能力能达到国家基本要求的监测站、监察机构不足30％，很多监测机构设备严重老化、人员严重缺乏、经费严重短缺。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一些地区把环保部门当成了“私生子”，砍经费先砍环保局的，减编制也先减环保局的，不少县级政府连环保局也没有单设，而是“挂”在建设部门里，还有一些县级的环保局属于“事业编制”，根本就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据四川省环保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在全省181个县（区）级环保局中，属于“事业编制”的37个，占20％；属于行政编制的86个，占48％；而占全省总数32％的58个县（区），压根就没有环保局。这58个没有环保局的县（区），绝大多数恰恰就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门户金沙江、岷江等流域。

　　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等主要领导最近在调研污染治理工作时指出，“一些地方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根子在少数领导干部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上。”张学忠说，今后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增长率，也要考核环保实绩。他强调，一要严格建立和实施环保目标责任制；二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用产业的思维、市场的机制、经营的办法加快环保事业和环保产业发展；三要加强环保队伍建设。“一定要还岷江、沱江一江清水。治好两江，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本报记者 郑德刚)

　　政府责任的缺失

　　胡健

　　在川化集团被严厉处罚后，不到两个月，东方红纸业依旧顶风作案。这其中有经济利益驱动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在这两起事故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十几年过去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的责任却一直处于居“次席”状态。不仅是四川，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把环保局作为二线机构处理。政府责任的缺失，不仅助长了当地的环境违法行为，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环境执法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四川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时说：“基层环保部门责任心不强，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发现问题不及时，延误了事故处置时机，也是事故原因之一。”据了解，长期以来川化集团一直未按国家和四川省的规定安装在线监测装置，但却在事故发生后仅3天就装上了。川化股份超标排污，污水长驱直入进了沱江，而且一排就是近20天。而四川省环保局最早接到的有关沱江污染报告却是来自下游的资阳市环保局。

　　在沱江事故中，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和沱江水质的监管暴露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建立并强化地方各级政府对环境质量的责任体制已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如果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或许这两次水污染事故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