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笔者讲中国足球进入了无政府状态，表现在队员在场上对人不对球地大开杀戒，重伤事故太多，同时裁判难以服人，也无人服从裁判，中超开始四轮每回都闹事，上一轮甚至停赛了七八分钟。从道德权威到法律权威，中超事实上差不多已经崩盘。

　　这些是为什么？一大原因，就是足协还不胜任当一个民间组织。

　　改革以前，足协的前身实际上是个政府部门，在体委属下，大概是个局级吧。球风不正，不服从裁判，用过去政府机构行政命令的办法很好解决。比如，你把人腿踢断了，你说不是成心的，但只要领导觉得你是成心的，就可以管你。比如叫你写检查，去公开检讨、道歉，给予行政处分或党内处分，等等。不管公平不公平，在那年月，没有人不怕这一套，场上也就不敢太野。对裁判服不服也得有个好态度。所以，那时候的足球还好管些。

　　如今不同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足协要从衙门变成一个民间组织。政府机构行政命令的大棒虽然还残留着，但毕竟不那么灵了。报纸敢骂你，甚至有人还要告你，你不能想给谁处分就给谁处分。没有了权威，遇事弹压不住，中国的足坛就会进入无政府状态。

　　讲这些，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让足协重新变成衙门，而是要足协学会怎么当一个民间组织，知道如何树立一个民间组织的权威。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最大的不同是，政府机构的权威是绝对的，上面让你这样，你只有听。民间组织的权威是相对的，权威来自民间社会的认同。大家认同你，才会服从你；大家不认同你，一切就都乱了套。

　　那么大家现在是否认同足协呢？这话就不用笔者多说了。足协现在的公信度，已经到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地步，还谈什么权威呢？没有了权威，足坛怎么运作呢？

　　这就是本文的中心点。改革以前，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所谓非政府组织，其实还是政府机构，连和尚都有行政级别。没有民间社会，哪里来的民间组织？所以，足坛上懂得在政府当官的人很多，懂得怎么领导一个民间组织的人就几乎没有了。

　　中国足球在结构上要改革，足协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必须有一个常规的形成方式。比如，各俱乐部选出代表，球员、裁判、教练、球迷、投资者中也各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一个足协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讨论、任免足协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政策，队员场上对判决不服，有个制度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总之，民间组织的要义，是下面的人要有些权利。足协的权力是建立在广大足球界人士认同的基础上，这样足协才有权威。

　　笔者在介绍英国足球的起源时就已经讲到，当时人家踢球连裁判都没有，场上不是没有纠纷。但是，这些纠纷不是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而是大家自己商量着解决。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只要想踢球，就得有个办法解决纠纷，最后渐渐发展出了裁判制度。人家裁判的权威很大，道理不是有政府在后面撑腰，而是裁判有公信度，是大家自愿出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他，听他发落。这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体现。12

　　回想文革末期孩子在学校没有什么书好读，一天到晚在街上踢球，有时不同住宅区的孩子们自己组队比赛，有的有裁判，有的没有，而且大家都想赢，甚至会为此打架，但总的来说，这些孩子之间自己能够产生一个规矩，能够不停地比赛。足协和中国足坛人士要学的，就是这种街上的孩子自我组织的能力。

　　民间组织的基础是自发性，不能总等着上面的精神，现在该是我们换换脑筋的时候了。

　　（薛涌专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