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焱 “球队打成这样，作为主教练，我要负全部责任。”在中超联赛开赛仅仅四轮过后，记者已经听到大戚如此说过两次了。与赛季前的巨额投入相比，天津队并未在成绩上体现出相应的效应和价值；而与外界对跻身中超后的天津队的热忱期盼相比，天津队更是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与俱乐部和球队自身的定位和预期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作为承载着天津足球复兴重任的大戚，的确应该为球队如今的萎靡和迷茫承担起责任，但公平地说，正如他在1997年十强赛总结会上所说的“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一样，只将戚务生一个人摆在风口浪尖多少有失公允。其实当天津队连续不胜的时候，天津媒体始终显得非常低调，甚至可以用宽容来形容，其中很大原因并非源于姑息，抑或是不敢批判，而是大家都很清楚天津队如今的状况远远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大戚固然在一些场次中存在着临场指挥、换人调度等问题，同时在遴选内外援的过程中也有一定失误，但俱乐部自身体制、对球队的整体掌控上以及一些管理工作上的细小环节中，也远远无法达到完善。

　　3平1负，排名中超第10的现实，犹如一盆彻骨的凉水兜头而下。尽管还尚未完全浇灭所有的希冀，但也将自视过高的天津队拉回了现实，同时也使得有些狂躁的媒体和球迷回归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