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麻小勇深圳报道 6月29日，深圳，我们今天要寻访的是那个“获得最高荣誉，摔了最大跟头”的人，他就是75岁的曾雪麟。

　　他1984年率中国队夺得亚洲杯亚军，次年在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输给香港队，酿成“5.19”。

　　他称自己是双枪老太婆

　　见面的地点就在老爷子家的附近，深圳文锦渡口岸附近一个普通的茶餐厅。他走来了，一瘸一拐的，老爷子解释说前几天跟小孩子踢球，结果伤了膝盖。“碰上高兴，我常跟培训中心的孩子们踢上两脚”。他说。

　　最近忙着看欧洲杯，老爷子显得有些疲惫，两个鼓鼓的眼袋更加刺眼。在采访的过程中，老爷子时不时地伸伸懒腰，他告诉记者：“即便晚上睡得再晚，早上7点钟是必定要起来的，不够中午再补。”

　　老爷子说，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甚至都懒得请保姆，家里的卫生都是自己搞，衣服也是自己洗。“小的自己手洗，大的才交给洗衣机。”老爷子对自己的生活能力很有信心。“能不能到家里观赏一下你们的银牌？”记者问。老爷子摇摇头：“那些牌子都在北京的家里，你们想看以后到北京看吧。”

　　老爷子说，5.19之后他惟一的一次出山，是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帮助深圳队保级，成功后就马上退隐。现在老爷子顶着40多个顾问头衔，甚至有公司给他配了手机。现在出门，他兜里都是揣着两个手机，老爷子戏称自己是双枪老太婆。

　　他的一个伤心两个安慰

　　现在足球职业化了，搞足球的人有相当丰厚的回报。曾雪麟说他带国家队时，收入只能算是社会的中下层。那时他月工资是80多块，后来涨到99块，到他卸任的时候涨到240块钱。当年拿了亚洲杯亚军，年底体委给了180块的奖金。老爷子曾经算过一笔账，施拉普纳一年的工资，以他1984年的收入标准要挣1000年。“这么长时间乌龟都死了好几次了。现在球员钱挣多了，认真踢球的却没有几个。”

　　“我这一生，搞足球有一个伤心两个安慰。”他点燃一根烟，在烟雾缭绕中开始总结自己的足球人生。“伤心就是5.19，安慰一是亚洲杯亚军，二是尼赫鲁金杯中战胜阿根廷国家队。”

　　“1984年年初，中国队应邀参加在印度举行的尼赫鲁金杯，当时参加的除了世界杯季军波兰队之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南美强队阿根廷队以及东道主印度。阿根廷队在当时的出场费最高，而中国队则是没有出场费的，我们像没钱的‘三陪’，但就是这支三陪队却战胜了比拉尔多执教的阿根廷队，当时进球的是赵达裕。这支阿根廷队在198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回忆起那一幕，老爷子兴奋了起来。

　　“当年亚洲杯半决赛，我们战胜了上届冠军科威特。当时我们远在新加坡，国内还没有转播，但是消息出去之后，连在海上的中国船员都给我们发来了贺喜电报。”

　　在半决赛中战胜了科威特队后，队员兴奋过度。曾雪麟承认当时的心理调节没跟上。“半决赛我们战胜科威特，决赛又是我们乐意打得沙特，大家欣喜若狂，结果当天晚上兴奋得都睡不着觉，而隔天就要迎来决赛。兴奋过度导致我们在决赛中反应迟钝，最终输掉了比赛。”曾雪麟希望现在的中国队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免再留遗憾。

　　他说汉家军“没配合”

　　中国队要在本土夺取亚洲杯冠军，老爷子认为这确实是夺冠的好机会。“起码要进决赛呀，因为你是东道主。”

　　谈到现在的国家队，老爷子说：“中国队进攻没有办法，进攻点太少，场上配合总是出不来。”他回忆说，自己当年练配合的时候，就是生活方面也总是把特别需要配合的队员安排在一起。“结果比赛的时候，只要赵达裕一拿球，李辉就马上跟上来，吕洪祥给队友传球的时候，经常看都不看，就知道队友在哪里。现在的国家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目前国家队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曾雪麟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一早就对孙继海的位置有自己的看法：“你让他打这个位置，他自己愿不愿意呢？场上踢球就跟谈恋爱一样，一定要情投意合，队员才能有好的配合。”

　　北京的主场其实很难打

　　中国队再一次把主场放到北京，让曾雪麟不禁深为忧虑。“东道主不好当，当初我要是不在北京，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把香港拿下。但是北京就不一样了，上面那么多领导，有领导在赛前跟我们说打平等于输球，有领导更绝，不要说打平，赢两个都不算赢。甚至连我提出来去香港看对手比赛，都被上级以没什么好看的给拒绝了。”

　　现在回过头来，曾雪麟认为施加在中国队身上的压力太大了。“5.19那天，国家体委大大小小的领导坐满了中国队的会议室，会议从早上8点30分开始，一直到11点30分，等到领导都讲得差不多了，让我讲的时候，我都放弃了，我知道队员们太累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对手在干吗？郭家明跑到北海公园去玩，去胡同里吃御膳。”

　　“中国队小组赛没有问题，惟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小组第一场比赛，因为这是亚洲杯的开幕式，东道主不好打。”采访结束，我们在餐厅门口告别。烈日下，老爷子拖着伤腿拐进文锦渡的一条胡同，并很快消失在人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