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从来都充满扩张的贪婪，但资本本身并没有罪恶”，这大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在资本膨胀的同时缺乏对资本的控制力，最终会要了中国足球的命”，这肯定是一位“平民”俱乐部的老总说的。
整个六月欧洲杯与中超形成的极端对比，至少是我们寻找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方向。诸如裁判问题、赌球问题一类的表象，仅仅停留在具体而微的层面上，根本的区别恐怕在于，无论中国足球还是欧洲足球都在朝着做大做强的资本游戏发展，但谁能成为游戏的主宰？
大资本是一条不归路：一个电话与一麻袋证据的关系
5月11日，首届中超开幕前一天，郎效农、南勇和杨一民等一干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几块场地广告牌的着落。最后的消息算得上“振奋人心”，赞助商和电视转播等一系列环节都安全运转起来，组织者们松了一口气：“中超总算有了一个好开端。”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赛前一天的焦躁同样清楚地显示出组织者的仓促。客观地说，这也是之前十年中国联赛不变的开头，从1994年到2004年，从王俊生到阎世铎，似乎从来都没有摆脱过对运营资本本身的需求与依赖。而从甲A到中超，显然就是一个把蛋糕做大、把盘子做大的过程，“没钱难办事”，吸纳更多大资本甚至排斥小本经营，是每一个经营者的目标，可是，这注定会是一条不归路，生门与死门，非此即彼。
1996赛季，广州松日因为一场判罚不公的比赛扬言诉诸法律，但是老板潘苏通后来回忆，王俊生亲自拨通了他的手机，他只记得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必要闹了吧，大家都不好看，今年就算了吧。”这句话甚至让松日忍下了当年降级的恶气，并且迎来了第二年的“谢天谢地谢人”。可以类比的是，在清查实德与大河关联关系时，足协拿着一麻袋的证据无从下手，最后又是“领导”亲自给徐明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他顾及到大家的面子，可徐明并没有像潘苏通一样收回成命。
类比的结果无比鲜明，无论王俊生时期的“江湖足球”还是阎世铎时期的“政治足球”，在根本上都面临着与背后资本的抗衡，但资本的不断膨胀却使管理者必须面对越来越高端的难题。有人事后开了一个玩笑，徐明正是阎世铎上台时期极力拉拢并遍许承诺的重点对象，而徐明到底也没给领导这个面子。
与王俊生的称兄道弟相比，阎世铎陷入了一种养痈成患的“勤王政策”当中。
足球与资本的角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联赛一直都在延续着姑息养奸的怪圈。说到底，这就是一场相互角力的游戏，不到彻底崩盘然后在低层次上再生的那一天，对大资本的需求就难以遏止，但资本是一件利器，是诱惑也是毒药，既可以孳生罪恶，也可以提供生产力，在患得患失中不加控制，注定会被资本的剑气所伤。
工资的恶性膨胀是王俊生时期最核心的问题，假球、黑哨乃至签字费等各种暗箱操作，都源于整个工资体系的疯狂增长；资本大鳄引发的派系现象则是阎世铎时期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麻烦，大资本在中国社会中必然拥有的经济手段与政治背景，都远远超出足协这个管理机构所能控制的范围。无论是国有大企业还是民营大资本，都具备足够的能力去破坏原有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实德或者健力宝在“合纵连横”的过程中妙手连发，足协的算盘珠子根本无法阻挡操盘高手的扩张步伐；另一方面，即便是辽足这种穷得只剩下政府支持的俱乐部，同样可以在满眼的破绽中全身而退。这就是管理者无法避免的尴尬，而更大的尴尬在于，妥协意味着一种无序，在向资本谄媚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被资本抛弃的后果，当红塔与辽足分别对足协的准入和准退规则给出讽刺性答案时，有没有人想过，所谓的蛋糕其实不过是一捧泡沫？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能把12个俱乐部都买下了，那么联赛就彻底公平了”，“如果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里制造不出一个健康有活力的中超联赛，我想市场自己会去做出判断，寻找能够把它做好的人或组织来替代中国足协。”张海为这种尴尬提供了两种解决办法，就像1992年，一些英甲俱乐部揭竿而起成立了英超联盟，但谁都明白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绝不可行。首届中超，在中远就连续几轮比赛提出申斥时，杨一民劝告徐泽宪：“你要相信整个赛季一定是公平的，有时吃点亏，有时占点便宜，谁都差不多。”与十年前相比，管理者的平衡杠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在资本的代表面前，防守与退让是惟一的选择。
资本，注定是中国足球的一剂吗啡，资本由小而大，无非是从吸食到注射的过程，如果脱离了“医用”的功能而成为整个系统惟一的“精神寄托”，带来的将是身体机能的崩溃。
谁会在规则中游泳：打压与扶持的关系
任何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会自然地导向规则，但是，中国足球从来不缺乏规则，就像针对派系的斗争，对关联关系的认定与杜绝从来都写在中国足协的有关章程当中。泛言之，假球、黑哨或者地下庄家这些为规则所不容的现象同样广泛地存在于欧洲联赛当中，为什么却没有阻碍欧洲足球的市场繁荣？
有资深人士分析，今年的NBA总决赛就是一台精彩的游戏，以大卫·斯特恩为首的联盟成为真正的操纵者和大赢家。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湖人的金钱政策面前，成熟的NBA体系同样面临着资本的挑战，让这个富人俱乐部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笑到最后，将是对整个成熟的市场机制的一次伤害。反之，活塞的成功将为更广泛的低端球队提供必要的信心。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整个欧洲足坛在2004赛季的“豪门瘟疫”，从冠军联赛到欧洲杯，挥舞着平民暴动的大旗。但是，在更深层次的理解上，这或许正是欧足联希望看到的结果。拥有深厚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的皇马，把所有规则都异化为一张支票，他们的成功将是对更大多数俱乐部的打击，他们的风光将是对更大多数俱乐部形成的市场压迫，所以，对于更高级的管理者而言，打压豪门在足球世界的一统江山，是维持整体秩序的必然手段。打压绝不是武断的封杀，而是巧妙的宏观调控。
事实上，欧洲足坛需要佩雷斯和阿布们的资本刺激，但是平民化的成功却成为整个赛季的主旋律。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冠军杯还是欧洲杯，呈现出来的绝不是暴动的成功，而是政策的结果。重要的是，规则在台上，潜规则在台下，更多时候，高明的管理者不是在搬弄规则，而是懂得在规则中游泳。在此之前，你必须首先把足球世界的程序理解为一种适当的具备规则的游戏，在2004赛季，欧足联的“通关秘笈”就是让豪门成为冷门。
资本，永远都具有两面性，而在日益市场化的足球世界里，对资本的渴望与恐惧，同样是足球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永恒话题。每一个俱乐部都在呼吁，中国足协应该成为规则的制订者而非执行者，但是，摆在足协面前的真正难题是，如何成为规则背后那只超越资本的大手？中超前八轮的场面混乱，与欧洲赛场的秩序混乱，不是一回事。
中国职业足球资本事件
资本进入足球早于职业联赛。1988年至1992年，当时东药集团每年赞助辽宁队50万元。
1993年12月：足协推出甲A联赛，第一年万宝路赞助120万美元。
1994年3月8日：王健林成立大连万达俱乐部，当年投资800万。
1997年10月：红塔集团以3500万的价格收购深圳金鹏俱乐部。这是中国足坛首次以购买整个球队的方式参加甲级联赛的实例。
1998年12月：百事可乐开始赞助甲A，赞助费达到1000万美元。
2000年1月9日：实德集团以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断大连队。
2000年8月19日：力帆集团收购前卫寰岛，收购价为5580万元。
2001年4月30日：华晨金客退出足坛，金德集团正式接手球队，转让价格仅为1元钱，但前提是承担海狮俱乐部欠下的所有债务。
2002年2月21日：实德出资3800万收购全兴足球训练基地，而大连大河公司以400万购入全兴俱乐部全部股权。派系由此兴起。
2002年12月30日：健力宝7000万收购深圳市足球俱乐部。
2003年3月：百事可乐退出之后，西门子介入，冠名末代甲A的总费用仅有500万美元。
2003年3月：北京现代汽车公司出资1.18亿元，获得国安队三年冠名权，这是甲A最大的一笔冠名合同。
2003年12月：力帆收购云南红塔，转让价格3800万元。
2004年4月22日：西门子出资800万欧元冠名中超。 （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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