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的关键一点，是其自净功能的下降。修复生态系统要靠民众的自觉和法规的完善

　　宏观调控让环境“歇歇气”

　　吴越：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带总体环境的变化情况如何？

　　陆健健：这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而始的一笔“旧账”算起。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地区工业发展迅猛，限于当时的条件和认识，有的走了粗放型增长道路，首当其冲被污染的就是水源。不少湖泊水系的水质降至五类水，还有很多河道被填平，或淤积着工业污染物。现在有些地方转过头来再来清理这笔“旧账”，效果不是太好。有的“旧账”没还清，“新债”又来了，不断地引进些高能耗的项目，在脆弱的生态系统上再加上难以负荷的重担，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容量到达阈值，生态系统几近崩溃，环境的自净能力不断地被削弱，原有的动态消解系统被人为地打乱，情况很糟糕。比如1995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的太湖流域，水中氮磷含量严重超标，水源对任何污染物的消解能力都没有了，完全“放任自流”了。

　　吴越：有的水已经流不动了。

　　陆健健：对。流得动，也是流动的脏水。接下来到了本世纪初，各方对环境污染问题认识提高了，最近的宏观调控“叫停”了一些高能耗的大项目，不说别的，对长三角的环境保护相当有好处。至少是能让环境“歇歇气”了。

　　吴越：高能耗，小火电，应该是把一大笔负效应转加在当地生态环境头上了。

　　陆健健：进一步恶化了空气与水源的质量。火电燃煤，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酸雨发生率升高，覆盖面增大，长三角部分地区的土壤已经是酸性的了。最为关键的是，一旦环境恶化到了丧失自净功能的境地，那就极其危险。就说水吧，农药、除草剂等源源不断地排入水源，自净能力已经“带不动”了，于是不被分解。这样的水被饮用之后就起到一种“类激素”的效果，鱼会变异，人会生癌。畸变的鱼，比如两头鱼之类，捕捞起来运进餐馆里，神不知鬼不觉还是被吃下去；至于致病危险提高，最直接的关联就是水的问题没有处理到位。

　　石油类污染恶果：“三致”物质

　　吴越：根据近几年来中国环保局发布的年度环境公报，长江水系主要污染指标中，石油类含量超过了以往的氨氮含量，内陆河流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样的危害性？

　　陆健健：石油类污染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严重。长江水系和内陆河流中石油类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直接排入水里的机电废油，这是一个船舶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环保观念问题，还有就是治污部门执法不严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十万条以上的船只直接排油入河；另外一个原因是水上交通繁忙而调度不力，船只碰撞泄油一再发生。排油与泄油之后，一层油膜封住水面，空气与水的化学交换过程被完全阻断，油在水里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致畸、致癌、致变（异）的“三致”物质，这就是石油类污染的后果。

　　吴越：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也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原本的煤烟型转向煤烟─机动车废气混合型。这是机动车数量剧增带来的吗？

　　陆健健：对。近十年来，公车数量不断增加，私家车购买力也在迅速上升，汽车排放的尾气就成了大问题。原先的煤烟型污染源于工厂生产排放的废烟废气，能够引发呼吸道疾病，而现在的煤烟─机动车废气混合型大气污染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机动车废气也是石油的衍生物之一，对人体的危害也是“三致”效应。

　　关键在于修复环境自净功能

　　吴越：看来，环境形势并不乐观。

　　陆健健：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环境自净功能的下降。原本可以在动态过程中自然消解掉的有害物质，在一个受伤的、脆弱的、残缺的生态系统中却大部分地留存了下来。

　　修复生态系统，要靠民众的觉悟和法规的健全。法规方面要解决“有原则，无细则”的问题。实际工作中，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得周全一些，考虑的因素多一些。

　　比如说，现在我们面临“电荒”，怎么既解决用电需求又不破坏环境？有人说水力发电符合这两个要求。其实不尽然，要搞水电就要建坝，坝堤筑起来了，河流中截，当地的动态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原本的环境自净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照我看来，长三角地带除了利用三峡水电，还可以搞核电，产生的污染和负效应是最小的。再比如上海的绿地建设，对城市环境起到的作用比较明显，但是呢，有一点太着急了，大树种得太多了，上海绿地的树是从外地移栽来的，在路上的死亡率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移来的不少是已届“老年”的大树，而树和人一样，进入“老年”之后也会“生理衰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超过了产氧的量，那就只有景观效果而无环保效果了。绿地应该向湿地型转变，嵌入水面，吸附飘尘，能起到更好的环保效果。

　　吴越：所以不但要重视环保，还要讲求环保的方式和质量。

　　陆健健：只有这样才能一点点填平“亏空”，把长三角地区的环境自净能力慢慢培养起来。

　　（资料源于2003年度长三角各城市环境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