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杯开幕了，用布拉特的话说是“亚洲足球的一次盛会”，但身处盛会之中，记者却感受不到任何激情：比赛现场安静地像音乐会，在大街小巷，你很难从行人的嘴中听到“亚洲杯”三个字，倒是“维拉潘”这三个字出现的几率更高。一句话，亚洲杯，场外远比场内热闹。

　　北京的夏天真叫一个热，处处闷得像蒸笼，但亚洲杯的赛场真叫一个冷，处处都找不到几个球迷。在印尼对卡塔尔的比赛现场，一共来了不到1500个人，其中还包括安检、警察和后勤人员。有记者戏称：“差不多四个警察照顾一个观众。”下午太阳很毒，球迷也大多打着遮阳伞来看比赛，记者对这些观众的身份很感兴趣：对于这场与中国队关系不大的比赛，到底还有谁来看？仔细观察才发现，许多都是学生情侣，打着伞根本不看比赛，在遮阳伞下甜甜蜜蜜地窃窃私语，感觉倒像是进了公园。

　　场内没人，场外人倒不少，不过体育场门口转悠的人几乎全是黄牛党，“要票吗？三元一张。”眼看着一贯猖狂的黄牛党个个可怜巴巴，记者颇感解气：“让你们成天倒票，这下也知道求人的滋味了。”不过，冒着酷热在大街上卖票的滋味的确不好受，有个穿着背心的黄牛党跟记者开起玩笑：“你帮我买瓶饮料，我送你张球票，怎么样？”

　　说起来，维拉潘的大嘴的确有些讨厌，不过他的话却引起了人们对亚洲杯的兴趣。其实，怪就怪他说漏了嘴，指责球迷可以，可不该指责北京人；指责亚洲杯可以，可不该指责奥运会。犯了两条大忌，哪个北京人都得急啊。这两天，大街小巷谈论亚洲杯的人多起来了，不过话题并不是比赛，而是维拉潘，“在咱的地盘上还敢叫板，维拉潘这事儿办得不利索。”就在记者住的酒店楼下，一群老人唾沫星子乱飞地在侃大山，“多批评批评他。”看到记者脖子上挂的记者证，一位老大爷嘱咐记者。

　　本报特派记者　崔恒亮（本报北京7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