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人眼中，“沙漠”这个词汇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概念。学者眼中只是一种地貌，诗人笔下就成了精神的放逐地；年少轻狂的文学青年以之作为“灵魂的家园”，挑战极限的沧桑旅人，却把沙漠视为永远等待征服的梦乡…….

    “前世的乡愁铺展在眼前/一匹黄沙万里的布/当我当我被这天地玄黄/牢牢困住……”如我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一样，对沙漠最初的印象来自那个叫做三毛的台湾女子童话般美妙的《撒哈拉的故事》，而这种认知本身，也是充满了感性、唯美和一点小资的浪漫——所以，当20岁有了机会亲身去看中国西部那一片浩瀚的荒原，我背着我的“城市行囊”，哼着小曲儿就去了。

    其实沙漠的本质，说到底还是残酷的。浪漫、唯美云云，都是城里人捧着画册看着电视发出的喟叹，真正到沙漠里面去，不要说像“沙哈拉威人”那样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哪怕像三毛那样，把“观光客”做到极致，恐怕也不是谁都能行的。

    年龄渐长，对沙漠和沙漠所代表的一切艰难困苦都生出了些敬畏之心，也能比较客观地看待一些事物。对于与沙漠有关的书籍，除了风光的画册，已不再迷恋那些唯美的沙漠故事，而开始瞄向科学与人文的著作，寄望能够还原一块土地的面貌。

    对严肃的西方地理学者来说，斯文·赫定也许算不上顶尖儿级的科学家，但是，正是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亚洲腹地的探险行动，为西方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新疆、中亚和西藏的大门，而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斯文·赫定就是“那个偷走了楼兰的人”——

    “在公理屈从于强权的年代，地理发现带给当地人的，只有被掠夺的命运。”我这样年龄的人，从小就被要求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长大了才发现， “公理”好似一根大棒，也是可以到处挥舞的。

    我对斯文·赫定爵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旅其实一直是充满敬意的。一个瑞典人，在那个年代来到中国，还要带着一个探险队伍闯进沙漠，手中的资料几乎为零，这样的勇气不是一般“靠资助探险”的西方人所能具备的。是他证实了传说中的罗布泊的存在，他测绘了和田河的位置，他“发现”了西方人从不知晓的阿尔金山，当然，也是他，让楼兰遗址震惊了世界，并毫不客气地掠夺了它……

    100年过去了，沙漠还是沙漠，严酷的自然气候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很多人会难以理解德国人布鲁诺·鲍曼的疯狂举动——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日耳曼民族天赋的严谨务实好像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印记，他为着“想看看自己的承受能力”而在1989年作出这个决定，“另外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让我兴奋不已，独自一人进沙漠，我想像着，一定能更深刻地体验沙漠，一无所有地去探险，回来时一定不会一无所获。”

    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完成了这次穿越，也许再过100年，这也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鲍曼和他的当代驼队沿着赫定的足迹再次踏入“死亡之海”，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跨越了戈壁大漠，甚至考察了撒哈拉沙漠的最高山脉TIBESTI。

    作为一个人种学者和历史学家，鲍曼的感性是与众不同的，他秉承了斯文·赫定时代的单纯与理想，把沙漠视作自己的天堂。“这片沙海的美无与伦比，那是一种魔力，一种对于陌生事物的向往，吸引着我义无反顾地奔向沙漠王国。” 鲍曼的旅程几乎是对赫定的一次膜拜，在沙海寂夜的绝望中，他与赫定穿越时空地对话；在直面死亡时，他们祭起了同样坚强的勇气；在告别驼队中的骆驼时，他以西方的人文关怀留下了煽情的文字。所有的故事结集于这一本《没有归途的沙漠之旅》，和赫定一样幸运的是，鲍曼回来了。

    与被三毛的文字软化了的撒哈拉沙漠相比，维语含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似乎天生少了些浪漫色彩。一代中国人对于塔克拉玛干的记忆，也总是挥之不去地混合着科学家彭加木的失踪，和孤胆勇士余纯顺的折翼。布鲁诺·鲍曼用西方的叙事方式将斯文·赫定的百年发现之旅与自己的找寻超越之行融合在一起，让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这片亘古荒凉的大漠，和人类挑战自我的执着与勇气。

    有时候，沙漠上的驼铃也会穿越时空，在人心里回响；莫名地相信，什么时候鲍曼先生又听到这驼铃的声音了，他会回到亚洲的腹地，再与斯文·赫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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