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之后三年，阿姆斯特朗被诊断出睪丸癌，癌细胞已侵袭到他的脑和肺部，医生估计他的幸存率低于30%。疾病不仅蚕食他，他当时所属的著名法国自行车队还将他除名，其它车队也不愿接纳他。

阿姆斯特朗真是一个“梦想者”，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还梦想着像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一样，骑自行车登上他的六连冠“月球”。也许正是这种信念，给了他奇迹般的力量，在经过两次手术，四个月化疗和一年多停赛休养后，阿姆斯特朗不仅康复，还再次登上阿尔卑斯山，挑战“不可能”。

阿姆斯特朗后来说，“癌症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给了我新的价值观，让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所在。”阿姆斯特朗筹募资金，建立基金会，帮助癌症患者；还建立专门网站，通过网上书信鼓励他人，给世界上900万战胜了癌症的幸存者以力量。兰斯说，“我提不出什么妙方或奇迹，只用自行车的脚踏板，给人们蹬出希望。”

在走向辉煌的途中，阿姆斯特朗比其它国家选手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因为他是美国人，比赛在法国进行。法国人由于反美，恨屋及鸟，把怒火发泄在阿姆斯特朗身上。而且骄傲、虚荣、老大自居的法国，无法容忍在他们国土上举行的代表法国文化的体育比赛，连续被一个美国人垄断。于是法国人说阿姆斯特朗的成绩是用禁药获得的，还写出一本嘲骂阿姆斯特朗的书《L. A. Confidential》（借用好莱坞影片《洛城机密》的名字来指Lance Armstrong）。但这种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为每次药检，阿姆斯特朗都顺利通过。而且连续六年夺得冠军，不是什么禁药可以达到，更不是凭侥幸可获得的，只有心地卑微的人才可能想象得出来。 法国人的这种输不起心态，在最后一个赛段，要进入巴黎时一个法国选手，拼死命超过阿姆斯特朗，然后掏出小照像机，拍下他在阿姆斯特朗前面的照片，然后退回到大批选手的自行车阵之中，最后被甩在后面。但他满足了，因为他有一张超过阿姆斯特朗的照片，虽然那仅是一个瞬间。

车神就是把凯旋门抛在身后

阿姆斯特朗参赛的旅途中，不仅法国的左疯报纸《解放报》有攻击、污蔑、嘲骂阿姆斯特朗的文字，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向他吐唾沫，举着标语牌，上面的图标是，阿姆斯特朗用针管注射禁药。美国作家、阿姆斯特朗的朋友詹金斯（Sally Jenkins）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自行车上的不朽”，开篇就指出，阿姆斯特朗走向六连冠的路上，充满冷酷和敌意，正如叶芝的诗所形容的，是“寒冷的天堂”（The Cold Heaven）。

车神就是笑着与劲敌携手同行

看到法国的那些表现，让人痛感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心态。例如纽约和波士顿，每年都举行接受全世界选手参加的马拉松比赛，但在过去二十年来，从没有一个美国人获得冠军，几乎都被肯尼亚等非洲选手垄断，但美国人没有嫉妒，没有嘲骂，更别说往人家身上吐唾沫这种丑行。我曾去现场观赛并采访，看到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全场美国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把冠军的奖牌颁给非洲选手。在美国，人们崇尚挑战者，胜利者，根本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敌视视外来者，嫉妒所有不是法兰西造的。正是那种病态心理促成了法国二十世纪以来全方位的一路溃败；同样，正是美国人的健康心态，造就了无数的美国英雄，而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个人英雄，铸成了全世界最强壮、最伟大的美国。

车神就是“阿姆斯特朗，我们爱你”

阿姆斯特朗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运动员，面对敌意的法国，他的回答是谦恭，更谦恭，有时几乎是刻意讨好。为此他学法语，现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他把家搬到西班牙，表示他也热爱欧洲。在获得六连冠后，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没有扛上星条旗，但在颁奖奏响美国国歌、升起美国国旗时，他把橘黄帽摘下，放在胸口，他的心在赞美自由、开放、宽容、博爱等等这些法国人曾经热烈推崇的价值。

美国左派媒体也不喜欢阿姆斯特朗，因为他不仅是布什总统的老乡，而且坚定信奉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价值。这让那些主张吸毒和同性恋结婚的左派们无法接受。而且阿姆斯特朗在整个赛程中，一直带着一个十字架项链，每当电视上出现他的特写镜头时，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显眼的信仰象征物。

六次征服阿尔卑斯山，六次征服法国，六次征服3391公里，六次让美国国旗升起在欧洲反美大本营巴黎，阿姆斯特朗诠释了力量、挑战、潜能、希望、信念。他被称为“终结者”，“超人”。也许他在整个比赛中一直戴着的那个十字架，才能解释一切，他是“上帝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