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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随着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在首都机场送走了最后一批境外记者,他们的亚洲杯使命已经接近尾声。在休息一两天后，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将进行最后的总结性工作会议。谈到组委会在本次杯赛的收益情况，一位主管新闻宣传的工作人员笑言：“和亚足联的收入相比，我们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话异常轻松直白，但却清楚地表明了在本次亚洲杯上的收益格局。

　　亚足联盆满钵盈

　　对于亚足联来说，这次在亚洲杯上无疑是大获丰收，在具体的运营操作上，亚足联把包括十强赛在内的所有亚洲地区足球赛区的市场开发权一次性转让给了亚足联开发公司，并且与其签订了10年的合同。而该公司早与韩国现代、可口可乐、西门子等15家常年赞助商签订了5到10年的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凡亚足联举办的比赛，这些企业都可在赛场内外发放广告、使用有关标志。

　　当然，这些企业所付出的代价同样不菲，据业内人士介绍，根据亚足联的“门槛”，任何企业要想进入这一具有排它性的商业合作领域，1000万美元是最底限度。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办事，亚足联在亚洲杯的比赛中为了维护赞助商的利益也没少费心。在济南赛区，因为韩国队拒绝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曾经引起亚足联工作人员和韩国队新闻官的激烈交涉。而其中的缘由就是为了维护赞助商的利益，参赛球队的新闻发布会应该在亚足联的指定场所和指定的广告背景板下进行。

　　单从赞助商这一项，亚足联就狂赚1.5亿美元。而对于一般的国际赛事而言，市场开发的收入还包括门票销售、电视转播和吉祥物特许等几个方面，此次获得电视转播权的中央电视台花费了多少转让费虽然不得而知，但和上届世界杯十强赛的300万美元相比，应该稳中有升。

　　中国组委会知难而上

　　亚洲杯开赛前，中国组委会给本届亚洲杯定下的目标是“盈亏持平，略有盈余”，但在前期的运作当中曾经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由于亚足联已经把亚洲杯的商务开发整体承包给了亚足联的商务开发公司，因此中国组委会所获得的商务开发权利就非常有限，除了门票的销售收入归为己有以外，就不再有任何资金入账。中国组委会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这和亚足联同中国组委会的沟通较晚有关，“刚开始的时候，亚洲杯的商务开发权全部垄断在亚足联手里。直到今年四月份，经过了艰难的谈判，亚足联才提供给中国组委会6个国内供应商的名额，但那时离亚洲杯开赛的时间已经很近。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了4家赞助商，已经算得上一个奇迹了。”据知情人事透露，在短短两个月里，中国组委会从赞助商的手里拿到了5000万至6000万元。

　　由于在门票方面的盈利，使得中国组委会在本次杯赛上的收入不薄，组委会的新闻部官员说：“除了在亚洲杯获得的收入以外，四个主办城市的直接开支并不大，其中包括几支球队的食宿费用和一些杂费，用门票收入完全可以收回。硬件开支如体育场馆建设、交通改造等，这些投资的效益是长期的，列入成本显然不合适。前些时候有一种说法，认为亚洲杯将会赔本，但现在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这是无稽之谈。”

　　四赛区境遇各异

　　今年的亚洲杯算来算去，失去了商务开发权，四个主办城市不管投入了多少，最终的经济收益主要是门票收入。而作为主办地的北京，无疑是票务销售的龙头老大。

　　在经历了亚洲杯决赛的爆满之后，负责北京赛区票务销售工作的中体公司一直处于总结统计阶段。

　　昨天，记者通过该公司负责人得到消息，北京的十场比赛一共取得了5700万的票房收入，除去取得票务权所花费的2000万和用于广告宣传支出的五六百万，公司盈利3000多万元，这其中有2000万上缴北京赛区组委会，而中体在此次亚洲杯的商业运作中净赚1000万。

　　中体公司总裁助理王奇也是一脸的春风得意：“这次票务的销售计划应该是一次成功的策划和安排，在初期，我们遇到了票房冷淡的局面，但我坚信只要中国队打入1/4决赛就会取得盈利的局面。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国家队出色的表现最终获得了这次双赢的结果。”

　　与中国队所在的北京赛区相比，济南、重庆、成都这三个赛区的票务压力相对肯定更大。中国是第一次举办亚洲杯，社会效益重要，市场效益更重要，由于赛场广告一直由亚足联的开发公司垄断，现在所谓的效益只能向票房去讨要。

　　成都赛区是四个赛区中最大的输家，因为没有韩国队和日本队这样的强队坐镇，不能激起观众购票看球的欲望。组委会总共花费了600万至700万，而他们的票房收入只有200万元左右，估计亏损400万至500万。

　　济南赛区和重庆赛区的组织工作比较得力，据济南赛区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本届亚洲杯赛济南赛区的平均上座率最高。济南赛区8场比赛总观众人数一共是185120人，平均每场观众人数是30853人。总收入８００万，预计盈利４００万。而重庆赛区的票房约在500万和600万之间，除去支付亚足联5%的管理费，收支持平。

　　文/本报记者 季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