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记者能够顺利通过层层检查，轻而易举地进入奥运村，甚至步入中国代表团团长袁伟民的房间。也许让人难以相信，但确是事实。对于投入十多亿欧元用于安保的雅典奥运会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

　　8月8日，也就是中国代表团抵达雅典当天，记者来到奥运村迎接中国代表团到来。像以往一样，过安检、换证、进入国际混合区。这时离代表团到达还有一段时间。从下午2时半到3时，记者一直在混合区内“游荡”，试图先做一些有关奥运村娱乐、休闲等的“边缘性”新闻。但在与同行或是有关人士交谈中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到达后不可能到混合区。而按照有关规定，如果没有提前接受邀请，任何人不得进入运动员居住区。也就是说，如果记者继续留在混合区，很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枪口下，混过头关

　　转机出现在下午3时前后，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朝混合区外走去。旁边有人搭讪，那人回答说去接什么代表团，自己快要迟到了。记者与此人并不相识。但记者想，既然他是去接团何不跟着走一遭？就是看不到人至少也认认地方。于是悄悄跟在工作人员身后。他出混合区，记者也出混合区；他从进村的安检处走出奥运村，记者也跟着走出奥运村；他向左转走向一个空旷的停车场，记者也跟着左转。但是请注意，在走出奥运村向左转时有一名怀抱冲锋枪的防暴警察，他检查了那个工作人员的身份，甚至拿过证件把本人与上面的照片对照一下，确认无误后才放行。而记者紧随其身后，并未受到任何检查便轻松闯过头关。

　　层层安检不验证件，进村！

　　走到一栋大型建筑前，门口也有保安。记者仍然尾随至门口。那位工作人员在准备进门时发现了记者，故意在门口整理物品，不再前行。记者也跟着停了下来，时间一秒一秒流逝，记者越发感觉无所适从。这是哪里？不知道。

　　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热情地跟记者打招呼，记者也只有点头示意。终于有保安人员走过来，记者见情况紧急便不再犹豫，干脆走进门去。之后，是一道安检又一道安检！在这个大厅里，记者记不得过了几道安检，只记得反反复复地把背包放到安全带上，掏出手机钱包扔到小盒子里。每过一关，都有工作人员认真检查我的背包。有时是警察，有的是普通工作人员，但没有人认为记者的证件有问题。其中只有一位工作人员拿起我的证件扫过一眼，然后又放下。

　　走过最后一关，记者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眼前是一个停车场，装卸工人搬运着行李，一些运动员来来往往。记者再次陷入迷茫。难道我走出了奥运村，白跑了一趟？

　　当记者把目光左转时，突然发现了中国香港区旗。天啊！我进奥运村了！可是，我所戴的只是一张黄标记者证，根本没有资格进村。

　　徜徉在奥运村

　　在奥运村里，记者心花怒放又惶恐不安。我知道，只要我一直守候等到中国代表团到来，我将赢得一个完美的采访。但一旦被人查出证件不符，肯定会被轰出村外，至于还有什么样的处罚也不得而知。

　　记者坚定一个信心，一定要掩护好自己，争取等代表团到达。但停车场并非安全之地，这里有工作人员、警察、装卸工人、运动员，他们都很热情，远远地就打招呼。记者不敢多说，只轻轻点头。因为他们一旦走过来，说不上两句就会发现记者的身份。记者决定先寻找中国团部。

　　其实，在记者来到中国区的时候，离中国代表团到达还有一段时间。在无所适从的等待中，记者围着中国代表团居住区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期间，闪着灯的警车时而在记者身旁划过，牵着警犬的警察说说笑笑地从记者身旁走过，不远处持枪荷弹的防暴警察踱来踱去。假如，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叫住记者，检查一下证件，记者都会终止这次奥运村探险。但，没有人这么做。

　　进入袁团长的房间

　　在临近代表团领导到来之时，记者在有五星红旗飘动的白楼下面，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在几分钟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和中国驻希腊大使款步而来，他们边走边聊。记者迎上去拍照，见缝插针地提问。没有受到任何阻止。

　　记得袁局长还说，看上去这届奥运会的安保情况不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么严。“那一届，奥运村里两楼之间都不允许有人随意走动。”袁局长说。相信，在袁局长说这句话时，绝不会想到记者正是在没有办理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误打误撞混进奥运村的。在袁伟民团长的客厅里，袁团长与大使谈话时，记者就在现场。袁团长进卧室脱去西装，记者也跟了进去。

　　在团部采访结束之后，记者又乘大巴返回奥运村入口，在那里迎接代表团大队人马的到来。当然，在离开奥运村时，记者选择了混合区与居住区相连的那个检查口。因为是从居住区往外走，可以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直到现在，那段经历都恍然如梦。一个惊险、刺激而又荒唐的梦。

　　这是一个善意的尝试，但却有太多的如果……记者不敢细想如果。

　　本报雅典专电　新京报记者韩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