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易小荷雅典报道 8月的雅典，永远是骄阳似火。偶尔经过爱琴海的时候，那碧蓝的海水像是个遥远的梦，凉爽的风只在海的那一边，而这一边永远都是如织的人流、滚烫的地面、轰然扑面的热风。
8月16日上午，我和同事权香兰一同前往新闻中心。在英国呆了一年的权香兰正得意地告诉我，她早就买了50倍以上的防晒霜，以应付这种高温天气。通往地铁的路只有十分钟，但在酷暑的考验下就像有半个小时那样漫长，几条大狗伸出了长长的舌头，就连它们也扛不住这样的天气了。
手机突然响了，是那种不接就不罢休的响法。当时我们正在商店买水，权香兰拿起手机咕咕噜噜地说了一串，就狂奔而去，回头扔下一句：“有个韩国人晕在地铁了”
我还懵在原地，第一反应就是奥运会上要出什么大事。权香兰的身影已经消失成一个小点，我也抓起包，赶了上去。远远的，地铁上面已经围了一圈人了，在一堆希腊人当中，一个中国人的身影特别醒目，那是我们的同事冉雄飞，周围的希腊人七嘴八舌，却又不知所措。
拔开人群一看，一个女孩半躺在地上，面色苍白，似乎已不醒人事。她的头无力地靠在权香兰的肩膀上，眼神涣散。权香兰用韩语低声询问着韩国女孩。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围上来，指指点点地表示他们的关心。还好他们中还有个会讲英语的热心人，因此现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小冉问权香兰问题，权香兰用韩语问女孩，我再用英文转述给四周的希腊人。
原来，小冉正打算搭坐地铁去采访举重，却眼睁睁地看着对面的韩国女孩倒在地上，当时希腊人也全都围了上去，可是手忙脚乱，除了将女孩放在地上，别无它法。小冉此时略有些得意：“他们哪懂得我们亚洲人传统的土法啊，幸亏我及时冲上去掐住了她的人中。”
周围的希腊人冲着我们比比划划，言下之意是把女孩的脚举起来。女孩的身体此时沉重无比，看上去她已经不再神智昏迷，但是身上还是滚烫。呼吸的时候还带着一股酒味，一切都像是中暑的症状。
地铁的工作人员此时已经腾出一个空座，可是女孩还很虚弱，我和权香兰都扶不动，几乎是我一扶，她就顺势向我这边靠，权香兰一扶，又顺势向她那边靠。小冉也没法再顾忌那么多了，一把抱起了女孩。怎么办？此时时间不早了，小冉还得去采访，而我们也都有各自的项目要跑。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水的，有拿扇子的，还有地铁工作人员。可他们的着急只会让局面更混乱，因为这女孩只能偶尔点点头，从牙缝里吐出几个韩语或英文词。
小冉这时候也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一会儿又伸出手去掐人中，一会儿又用力地按女孩的头，以使她不再昏迷过去。
不多会儿，警察也闻讯赶来了，甚至抬来了一副担架。想把女孩送往医院，可她吐出几句含糊的话，权香兰说女孩并不想去医院，她感觉好了些，只想回酒店休息。此时认真的希腊警察已经开始围住我们，手上拿出个记事本，一边询问女孩的具体情况。此时我才告诉他们，我们原本都只是陌生人，她是韩国人，而我们是中国人。
希腊人有些惊讶，都用友好的眼神看着我们。而我的目光只在身边的两位同事身上，小冉平时跑足球，很少有机会和他沟通；而香兰，平时和她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也无非是在北京街头相约购物。如果不是因为雅典奥运会，我们都没有机会一起并肩作战，又怎么会在这个陌生的街头共同为了一个异国女孩着急？小冉脸上大滴的汗水淌了下来，权香兰急得韩语混着英语，想讲英语又讲成韩语，烈日之下，黄皮肤、黑眼睛的我们看上去原本就是一种人。
朋友在信里告诉我，采访奥运会绝对是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事，因为奥运会原本就是该抛弃了民族偏见、歧视、战争、误解和一切隔阂的Ｐａｒｔｙ。
阳光渐渐淡了，女孩有些费力地坐了起来，她的体温慢慢地回升了，眼神也开始有神了，看看她胸前的牌子，原来是三星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也是奥运会颁发的证件。
时间不多了，见女孩好转，小冉才飞奔着去赶乘地铁，我和权香兰扶着女孩，慢慢地送她回酒店。一路上，她不断地细声细语地说着什么，路上人来人往，许多人都看着我们。炙热的阳光慢慢变得温和起来，其实在这样的阳光下，我们本来就都是住在这个地球村的一家人啊。人，而我们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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