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5厘米；而且比右腿细了1.5厘米。”中国足球界元老年维泗指着自己的双腿对我说。
在谈到当年受伤的情形时，年维泗停顿了片刻，随即开始了回忆——
“那是1960年10月30日，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同前苏联的白俄罗斯队打比赛。当时，右边锋丛者余从右路下底传中，我在前门柱背对球门，以左腿为支撑腿，抬右脚准备半转身迎球射门。此刻，白俄罗斯队守门员扑了出来，双拳正击中我的左腿……
“倒地后，我发现自己左脚的脚后跟儿已经弯到了左小腿肚子上。我立刻意识到——腿断了。在那一瞬间，我还没有感觉到疼痛，于是赶快用手把已经弯曲的左腿扶正。
“之后，经过现场医生的紧急处置，我被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经诊断，为胫腓骨开放粉碎性骨折。
“3个多小时的手术后，我的左腿伤处被石膏固定。经过100多天的恢复，骨折处基本痊愈。
“不过从那儿以后，我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踢球了，尽管我还想再踢几年，但由于左腿被石膏固定得时间太久，左脚与左腿只能永远保持大于等于45度角，起跳等动作受到限制，运动生命就此终结。那一年，我27岁。”
回忆中，已过古稀之年的年维泗仍充满了遗憾。为不使老人过分伤感，我把话题拉回了刚刚结束的亚洲杯赛。
在谈到中国队出现的大面积伤病时，年维泗说，他以前曾经总结过球员受伤的原因，大致有五点：比赛较多，球员在比赛过程中精力不集中；训练强度不够；技术动作跟不上现实需要；球员缺乏防范受伤的意识；对方动作粗野。他举了一个例子：“李霄鹏在亚洲杯首场比赛刚开始不久受伤就是因为他的技术动作不到家。如果平时基本功到家，根本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在归结球员受伤的原因时，年维泗说：“我最恨对方粗野伤人。”
当我问他当年受伤是不是因为对方踢得粗野时，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当时，我是背对球门，如果对方守门员扑救应当是奔右脚那边去，应当是肚子顶在我左腿上……”
对于当下许多球员热衷出国治病的现象，年维泗说：“就我所知，对于运动创伤的治疗，国内外的医术相差无几，而且那些出国治过伤的球员，也不见哪一个康复后有根本性变化。当然，我也了解过，国外对运动创伤的治疗大体有三点不同于国内：医生对患者非常负责任；检测手段非常先进；药物非常有效。但是，那里的治疗费用远远高于国内。”
对于运动员的伤病，年维泗最后强调了一个观点——轻伤不下火线。
“1966年，我带队参加亚新会，守门员桑廷良右手无名指骨折，于是我问另一名守门员胡之刚，6场比赛能不能全盯下来。他说，没问题。那时，我有所担心，万一胡之刚有闪失，队里就没有守门员了。又问桑廷良，如果胡之刚出现问题，你能不能上。桑廷良同样回答，没问题。
“现在，我有点看不懂，一些队员在场上被撞倒后，到底是真受伤了？还是故意拖延时间？
虽然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强得多，但我觉得还得向队员灌输‘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这在比赛中非常重要。”（中国足球报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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