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牧
英国拳击选手C·芬尼根在墨西哥奥运会75公斤级比赛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冠。
比赛一结束，两名工作人员请他去化验小便。但芬尼根体力消耗太大，一滴尿也尿不出。在建议下，他走向水龙头喝了一肚子水，半天仍无动静。于是又喝了三四品脱（一品脱等于0·56公升）啤酒，左等右等还是没动静，芬尼根要去为他举办庆功会的地方，于是两名工作人员拎着采尿容器跟一直去了庆功会场。直到凌晨2时，芬尼根突然有了尿意，他高声叫道：“谁要尿？”两位工作人员立即跟着他进了厕所，取得尿样后交差去了。
谁要尿？的确是个问题。
国际奥委会想要吗？
当一个形象良好的明星因为药检不过关变成小丑，对奥运会的形象有什么好处？
同样的问题可以类推：那个运动员所在的国家想要吗？
有明星崇拜情结的体育迷原意看到心目中的英雄这样出丑吗？
真正想要的大概只有这样一类人——自己是干净的，同时怀疑对手不干净。但这显然不是药检制度化的决定力量。决定性的力量还是世界体育组织的共识：泛滥的兴奋剂的受害者不仅仅是运动员。公平竞争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此处的努力表现得非常顽强和悲壮。
了解汉城教训的人都清楚，当你在为心目中的“天使”、“飞人”（多见于田径）、“大力神”欢呼时，他们从药检室出来后，可能就变成了小丑。
雅典奥运会才进行了7天，已有14人因为兴奋剂被逐出圣殿。虽然可以庆幸雅典没有本·翰逊，也没有冷战。因为约翰逊当年的名气实在太大，结果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汉城奥运会的代名词。而冷战时期，在疯狂的国家主义面前，兴奋剂又算什么。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面对个个五大三粗，嗓音犹如男子的东德女子游泳运动员，媒体影射说，她们都是“化学工厂”制造出来。但东德游泳队教练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是来比赛的，不是来唱歌的！”
“东方集团”如此，西方国家也一点不含糊。
1971年，美国举重运动员肯·佩特拉为《约纽时代》杂志预测慕尼黑奥运会前景时说：“我们去年输给了苏联人，差别仅在于我们没有用药计划，现在我们有了。明年再相遇，那时就知道是他们的药好，还是我们的药好。”
这就是当年世界体育组织的反兴奋剂行为为什么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的重要原因：当竞技体育成制度优劣的评比大会，政治迷药无处不在时，兴奋剂就微不足道了。
冷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这些世界体育组织的地位得以相应提高，意识形态较量的色彩被弱化，兴奋剂问题才突出起来。但另一场魔道之争也就此拉开大幕。
在历史上，或许没有任何类型的战争比围剿兴奋剂更奇妙了。一方面各国都信誓旦旦谴责兴奋剂，许多体育大国都建起“兴奋剂检测中心”表示愿意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与此同时，不少反药检机构的存在也是公开的秘密。
也难怪约翰逊当年很不服气：“我不过是成千上万个服药冠军中被抓住的一个而已”。约翰逊说的是事实，同情他的也大有人在。更有人悲观地说，兴奋剂的魔道之争注定是一场打不赢得战争，不如开禁。
人类应该把这场战争坚决地打下去吗，人类能打赢这场战争吗？
转自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