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拜旦在192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的这样说:“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她的大部分公民感到体育是一种个人需要时,这个国家的体育才能称为真正的体育。”
80年代,初次看到这封信,我曾很不解。谁不需要体育呢?
我天天都想打球,你天天都想游泳,他天天都想溜冰……
后来中国的传媒发达了,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得更多更细了,尤其是后来,曾经一天不动就浑身发痒的我,移居到一个运动很不方便之所,竟然也渐渐没了运动的欲望时,我这才明白顾拜旦的意思。
“你需要运动”只能代表“你有这个欲望”,更多的人可能想都没有想。比如好几亿农民、产业大军中的工人,城市中的贫民。
对于人这种动物,运动是不是造化安排的需要,其实我近年不太敢肯定了,因为读过一本《野兽之美》,发现那里面有大量的专家观察分析,“生命在于懒惰”一说,也很有说服力,为此我很兴致盎然地写过一篇《生命在于懒惰》。
所以,在此只能先这样假设:体育是“人”这种动物的普遍需要,然后展开下面的推理:
一种生物的正常需要变得很不实际,很难实施时,久而久之,它就不成其为人的正常需要了。以此推想,当今中国又有多少人“需要体育”?
从全国人口的比例来推测,结论恐怕是“少得可怜”。
今天中国人对体育的需要,更多的是坐在看台上的需要,买份体育类报纸消磨时间的需要,或在网上围绕着莫名其妙的体育“热点”、“焦点”胡侃一通的需要。这是“看客的需要”,是“说客的需要”。
当然,这也是一种需要,只是它与人的身体没有多少关系。
这种需要不会让你出一身臭汗,也不会乳酸堆积,食欲不会因此改善大增,也甭提什么提高荷尔蒙水平,更不用说通过增进勇力,增进勇气了……这种需要和坐在电影院里,捧着本娱乐刊物,或在网上大话西游般地胡言乱语,很难说有多大区别。
中国人离竞技越来越近,却离体育越来越远。在城市里找个散步的地方都已经不易,这可以让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小学校的体育场日益萎缩,更多的企事业单位的球场也早已挪作他用。
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资深的电视主持却叽哩咕噜,假深沉地用几块金牌就证明了我们已经“非常体育”,很多人也跟在后面吆喝我们已经是“体育大国”了。
顾拜旦在那封信中还说:“我希望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竞争,不记成绩,并且没有人暗中监视和遭人非难的危险。成年人可以随时进行一些最简便的体育活动。”
他这里说的“体育”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知的大众体育。顾拜旦老先生的诸多担忧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那个关键的前提——“那么一个地方”被釜底抽薪了。
“那么一个地方”在哪?
如果连“那个地方”在哪都成了大问题,还说什么体育?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如果有人硬要说体育就是竞技,竞技就是体育,这样的争论恕我不能奉陪。至于官方组织数千甚至上万人,把一个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上装潢一下,玩一把声势浩大的大众太极,就更不在我的讨论兴趣之内了。
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的功夫是极好的,比任何国家都有优势有传统,中国人要在这方面创造并自我打破这样的吉尼斯纪录,环视宇内,大概没几个对手。
这样的体育如果要命名,什么名目比较合适?我想“非常体育”可能较为合适。它的另一个恰当别名可能是“非常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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