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队脱去十冠王的皇袍，走上职业足球道路后，就陷入一种永无宁日的日子。在俱乐部接二连三地婚变、经济频频困顿时，球队间歇性的兵谏、罢（练）赛等“自救”之举动，都是以球员格外“团结”姿态呈现给世人的，但是9月29日的抚顺，肇俊哲赛场上冲冠一怒，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辽足球员与俱乐部之间“世袭”性的矛盾已无足轻重，而球员自己之间的诚信危机，让辽足这个矛盾体已经处于不堪一击的地步。
从理论上讲，如今的辽宁队输给谁都是正常的，当然包括实力强大的深圳队。但从“技术”角度上说，全局的失败与局部的胜利，各有各的因果关系。肇俊哲之怒就在于这一点，当在比赛的细节上，某些球员重复同样转身过慢，或者盯人不紧的毛病时，我们绝不可能把这看成是一种偶然现象。因此，肇俊哲因愤怒而滋生的绝望，既是对某些球员的绝望，也是对辽宁队这个集体的绝望。
辽宁队在假球旋涡里始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于这个俱乐部极其特殊的属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辽足在职业化以来，身后始终没有腰缠万贯的企业，政府也把辽宁队这个招牌视为鸡肋。它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近十年，并且红旗不倒，这至少说明该俱乐部靠行乞的方式来维持着喘息是有自己实力的。于是，朝不保夕、经济窘迫也就成为家常便饭。这至少从俱乐部领导层角度来讲，得过且过、及时行乐注定成为一种最原始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俱乐部，它最有可能成为利益交易的载体。如果我们从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角度来看，球队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成为了可能。
其次，对球员来说，当张玉宁、李金羽等偶像球员流失后，眼下的辽宁队，大多数球员基本不具备强有力的转会价值。可以想象，当国将不国时，任何披荆斩棘的斗士也仅仅是螳臂当车，只有同流合污，才是生存的第一道理。有这种想法的球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而赚钱的方式靠工资奖金已经不再时尚，只有赌球卖球，才是快速发财的捷径。而在这群球员中，肇俊哲是难得的能靠实力，靠人格立足足坛的球员，于公于私，他面对假丑恶勃然而起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道德的沦丧，是辽宁队万恶之源。因为，我们不能把小肇之怒理解为匹夫之怒。当我们从遗传学角度来界定一个人时，小肇实际上具备着他父辈赋予他的朴素性格。辽宁队大小明星的父亲们子贵父荣，忘乎所以的时候，老肇依旧穿着工作服，在辽宁队训练场外拾掇着杂草与废物。在某种程度上说，肇俊哲这面旗帜，他不仅是属于辽宁队的，也是属于整个中国足球的。
其实，辽宁队是不是深圳健力宝的嫡系，并不重要了。纵观中超赛场，肇俊哲现象，注定要抛弃所有门户之见，具备着在任何一个赛场上发生的可能性。当球员价值观念紊乱时，再逢球员限薪风声正紧，正如为了利益兄弟拔刀相见、父子反目为仇一样，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因眼前利益而滋生难以收拾的内乱。这仅仅是中超混乱的开始，而这样的开端已经预示了它最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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