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路 10月7日，国安俱乐部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李士林、罗宁和李建一，三位俱乐部董事会最高行政长官因公干已结伴离京飞往了遥远的新疆。一幕悬念迭出的《空城计》俨然上演，近一周内持续曝光率最高的杨祖武，以象征智慧与韬略的“诸葛亮”的形象呈现。
7日中午时分，从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传出了杨祖武颇具个人特色的爽朗笑声。不到24小时之前，在《国安足球报道》节目中，当谈到自己长达40年的足球人生面临终结时，杨祖武几近潸然泪下……
种种迹象表明，“罢赛案”正变得愈发多变也愈发有趣。最初只有在挣扎与惶恐中等待中国足协手起刀落的北京国安，在率先做出了“退出——时刻准备着”的强硬姿态后，反而成了与中国足协“双边对抗”的局面掌控者——近两三天来，是北京国安在牵着足协的鼻子走，甚至牵着媒体的鼻子走。那么，北京国安的鼻子又在哪里呢？
重温回顾“10·2”那场罢赛，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罢赛对于国安俱乐部而言，既是一次“必然”，也是一次“偶然”。
所谓“必然”，是基于多年来“连续不断的大笔资金投入＋连续不断地蒙受冤屈＋连续不断地与冠军无缘”的尴尬现实，已经足以让国安决策者心灰意懒；所谓“偶然”，是基于“突如其来的点球判罚＋顷刻之间的怒火中烧＋来不及冷静思考的拍板决断”。
国安先下手为强，被很多人看作是对中国足协的“要挟”，如果以这个层面来理解，国安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其主动出击已遏制了中国足协的相关处罚决定以“从重从快”的方式出台。
与此同时，国安的“退出宣言”对自身而言也是一种“逼迫”——自绝后路，进一步坚定了对抗到底的决心，也顺势避免了4年前那场“退而复留”事件的再度发生；要知道，颜面尽失的事情对于中信国安这样的大公司是难以接受的，国安老板绝不会允许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国安显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实际上在“退出也是一种解脱”的理念支撑下，所谓“最坏的结果”也并不是完全的“最坏”；即使足协痛下杀手，国安的随即“退出”也将抹上一种“英雄主义色彩”，赢得一种“道义的支持”。
国安“最好的打算”当然是足协迫于各种压力选择妥协——认定周伟新的点球判罚值得商榷并不再追加罚分，北京国安则将以完全胜利者的姿态留在中超，继续追逐自己“永远争第一”的梦想。
要么足协让步，要么国安退出，这道选择题只有两种答案可供选择。正因如此，国安三巨头才能够安然地离开火线——他们已将应对办法归结为简单的一句话：“敌进我退，敌退我留”，留守的杨祖武只要根据足协的行动，按老板制定的“既定方针”办就够了。
这就是北京国安的“鼻子”——对于足协而言，这“鼻子”也许不难发现，但却很难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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