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设想，如果没有北京国安在沈阳罢赛以及随后几天发生的那些破事儿，我在祖国这个55周年华诞的国庆期间会不会过得更舒心一点。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国安不罢赛，至少我可以接受朋友的邀请，去参加神驰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节。退一步讲，即使我不能去慕尼黑，可如果没有国安随后几天哭着嚷着要退出中国足坛，我也不会在清晨五点的睡梦中，被催命鬼似的领导叫起来写评论。
让我大声用日尔曼语骂“Scheisse”的还有，因为整天被这件破事弄得昏昏沉沉，我居然忘了10月3日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30岁生日。人生有几个30岁可以错过？从朋友这几天异常严肃的脸部表情上看，我知道，错过了这个生日就几乎等于错过了这场友谊。
请原谅我的冷漠与愤怒。并不是我对中国足球提不起兴趣，而只是前前后后发生在北京国安身上的所有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一场闹剧。更直白一点，如果说国安起初的罢赛还有因可循，那么随后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无理取闹。
在生活中，我见过一些俗人粗人狂人，但坦白地讲，我从未见过像杨祖武这样的牛人。至少在过去的中国足坛，即使被公认为最狂的郝海东同志在闯祸后也时不时知道用否认一切来缓解各方面的压力。之所以说杨总牛，就在于事已至此，他还能昂然挺胸走路和说话。比如两天前看央视的新闻，杨总在接受采访时那个志在必得成竹在胸的模样，简直可以用“前无古人”来形容。
小时候在家，每次闯祸后我都会尝试着耍一些花招去逃脱父亲的惩罚，比如在父亲的皮鞭和棍子挥过来之前威胁他说，“如果你敢打我，我就离家出走，我就割脉自杀”。可惜严厉的父亲从来不吃那一套，因为他知道我害怕孤独，也热爱生活。
年幼无知还可以被原谅，可如果当你见到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还玩这些伎俩，为了逃脱责任而将自己做过的蠢事称为“起义”，那么就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个人彩色的电视看多了，所以黑白不分。
在德国波恩读书的时候，我留意到德国的行人很少闯红灯，即使有人闯红灯，司机也会将车速慢慢减下来，等待路人通过马路。几天前在和一个德国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今天我是开车的司机，明天可能就是路人。有时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心情自然会平和许多。
当然，这里是中国足球。每个人都在抱怨自己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时候却总是按下不表；每个人都在抱怨现在的足球环境很差，却没有人扪心自问，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中，自己是不是做得够好。
足协和体育总局会不会严惩国安，没有人知道。惩罚吧，他们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因为从国安到北京球迷，又是威胁退出，又是发鸡毛信请愿；不惩罚他们吧，这会让国际足联看笑话，而且一旦开了先河，将来每个球队都可以用罢赛来抗议裁判。
可其实，中国足协的领导者在做决定时根本没必要左顾右盼，因为北京球迷的鸡毛信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足球的民意。而对于威胁着要退出的北京国安，我想说的只是，一个真正想自杀的人是别人无论如何都劝阻不了的，只有不想死的人才会一天到晚用自杀去要挟别人。难道离开了国安，中国足球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凌晨我又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曾经要一查到底的辽足假球案在辽足俱乐部张曙光一番“既往不咎”的表态后不了了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足球就是在这样“既往不咎”的放纵中一天天堕落下去。
但愿这次不会。
作者:□晚报记者孙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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