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通过一些偶然的事件，曲曲折折地表达着自己的意志。
比如，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当事人谁曾料到，这在中国历史上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当鸦片源源不断从海外通过广州涌入内地的时候，禁毒，已成大清王朝多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难怪道光皇帝要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亲临广州，指导工作。
当然，以后林则徐被革职，并发配新疆，并不是由于禁毒不力，而实在是朝廷的原则发生了动摇，从而导致了政策的摇摆，并向洋人屈服的结果。
趋福避祸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在生死关头，谁也不愿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除去林则徐或后来的那些职业革命家，他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境界中，除了革命，祸福在他们眼里小菜一碟。
还是老子比较看得开，他认为祸福相倚，你在遭遇祸事时，说不定也在享着福分。他的道家弟子甚至编了“塞翁失马”的故事，来安慰人们，乐天知命。大宋年间，苏轼、苏辙的父子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解释了为什么替儿子取名轼和辙：“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对车子都有所作用，而惟独车轼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没有车轼，就不是完整的车子。所以，不要轻视那些不起眼的东西啊；天下的车无不是从车辙上面驶过的，但说到车的功劳，却没有车辙的份，即使如此，一旦车倒马死，责怪也不会波及车辙。这个辙啊，总是善于处在祸福之间。”名以言志，苏老泉以“轼”、“辙”名二子，无非是以避祸为福。
“文格渐卑庸福近”。这是清人龚自珍的诗句，在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年代，福气是以卑俗的文格为代价的。所以他终于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降了人才又如何？林则徐不还是被充军新疆，虽得以生还，最终仍猝死广州，病死？或被毒死？至今仍是一团谜。但他老人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其实，祸也罢，福也罢，说到底，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罢赛也好，处罚也好，对于俱乐部，足协很难说孰祸孰福，问题是我们究竟有多少勇气来坚持自己的原则。
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不在于决策者的本身，而在于贯彻过程中的坚定性。
2004年10月12日
下午 于 一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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