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十月不是金秋，而是彻彻底底的严冬。国家队的行将告别德国世界杯以及北京国安的退出事件使中国足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蹉跎甚至倒退之后，终于“一个箭步”跨到了死亡边缘。作为媒体来讲，之所以没有选择袖手旁观或者全然放弃，无非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最深处仍然潜藏着一份对中国足球的感情，仍然不愿意就这样拔掉中国足球赖以“苟延残喘”的那根呼吸管，仍然期待着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站起来，走出去。
然而前提只有一个：小修小补、小打小闹式的打针吃药是没有用的，百病缠身的中国足球，必须立刻进行大范围的手术。
手术一：从中国足协“开刀”
不得不承认，中国足协是在中国体育界享有某种“特权”的机构。拙劣的政绩以及长期以来舆论的不断问责都没有能使其呈现出丝毫改观的迹象，中国足协于骂声中屹立不倒、岿然不动的勇气，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中国足球运动的直接管理者，中国足协这些年来表现出的能力理应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虽然三年前凭借张吉龙的外交手腕破天荒地圆了国人的世界杯梦想，但说到扎扎实实的工作，足协的记录本上却几乎是一片空白。远的不论，就拿今年的“年度表现”来讲吧———男足国家队实力毫无增长，眼下几乎已经失去德国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男足国奥队经历惨痛兵败，无缘雅典；女足新近换帅，但交上的第一份答卷竟然是一个耻辱性的0比8；前不久国青队在亚青赛决赛中展现出的水平，仍然与韩国队相去甚远；至于被视为“中国足球之本”的中超联赛，更是千疮百孔，不堪收拾……
在这样的“政绩”背后，我们从中国足协身上看到的，却唯有惊人的忍耐力。媒体的问责和老百姓的不满看上去早就已经无法对中国足协形成应有的刺激，他们总是口口声声说“对某某失败负责”，但就是迟迟不愿或者说不敢拿出实际行动。国奥兵败武汉之后，阎世铎用脸颊上的两行清泪为自己换来了又一段时间的“太平”，然而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与他当初铿锵有力地喊出“杀无赦、斩立决”时的作派是多么地不相一致，甚至充满了令人不屑的滑稽。
组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重新组建一个具有较强决断能力、协调能力和规划能力的足协，是中国足球重获新生的基本保证。媒体无权最终决定什么东西，但呼吁的权利，想来还是有的。
手术二：反思“联盟”实质
诚如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所说，北京队之所以选择罢赛，选择向中国足协叫板，其出发点是不希望新生的中超又走上从前甲A的老路。而“退出事件”不管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对于职业联盟究竟应当具有何种实质这一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显然是刻不容缓了。
任何一个初生的事物都有可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惑，但这不应成为中国足球听凭中超联赛向混乱可怕的方向发展的借口。中国足协和各俱乐部之间应当如何制订合理的游戏规则？联赛应当针对某些环节制定什么样的量化标准？中超联盟应当如何形成良性的循环造血功能？这些问题看上去很芜杂，但归根结底是要让俱乐部拥有“说话”（当然，不是“自说自话”）的机会和权利。
应当看到，中超联赛成立以来，整个联盟或者说各个俱乐部并未获得足够的自主权，所谓职业化，也很难说已经彻底消灭了计划经济的烙印。根据国际上流行的概念，职业联盟与各体育项目的管理机构之间绝对不应该是从属关系，但在我们的中超，中国足协似乎还远未意识到“放权”的重要性，这也直接导致了俱乐部对其在诸多环节展开“一言堂”的做法心存不满，甚至最终引起像北京国安这样的大爆发。他们强烈要求召开中超委员会的目的其实也已经在杨祖武的表态中被概括了———“大伙儿的事，大伙儿都应该有机会说话。”
有业内人士曾经以NBA为例指出了NBA总裁大卫·斯特恩与各支球队之间的关系，在其看来，斯特恩的工作应该是考虑怎么样为各支球队服务，怎么样把各支球队的老板“伺候”好，当然必要时，他也应起到监管作用，比如对违反规定的球员、教练和老板开罚单。如果中国足球在反思中超联盟实质的时候仍摆脱不了迷茫和困惑，那么，记得常常借鉴一下NBA的经验，毕竟，人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职业体育联盟。
手术三：慎选国足新帅
这个命题实际上已包含了另一层意思：现任国足主帅哈恩必须下课，尽快地下课。
中国队能否在11月17日迎来世界杯出线的转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只知道，如果让哈恩继续捧着他的饭碗，那么，这将是对中国足球最大的不负责任。
在这里详述哈恩的种种不是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全中国球迷早就都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同样，在聘请哈恩出任国足主帅这个问题上再牵中国足协的头皮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只会引起我们的又一次反胃。如果中国足球果真愿意不再推卸责任，果真愿意为中国足协踏踏实实地重新做点事实，就从下一次选帅开始吧。
从中国足球特别是国家队的长远发展考虑，选择新任主帅必须摒弃“试一试”的念头，更不能有“将就”一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的想法———哈恩当初的上任其实是中国足协求贤未果的结果，而这一次，我们可以等待，等待真正的贤人的出现。
对于远未成熟的中国足球而言，国家队主帅首先需要的是足够的履历。这个问题可以与哈恩弃用孙继海的举措来进行相互参照———且不论孙继海能否打好某一场比赛，但他的能力与名气摆在那里，毕竟，凡事都有一个相对的标准。而我们当初选择哈恩恰恰就好比上周中科之战哈恩之弃继海而择徐云龙或杨璞———他们固然也有可能表现出色，但他们表现不如孙继海的可能性无疑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有理由不遵从某种相对的标准。大牌教练不见得一定能帮助中国足球取得成功，但相比哈恩这种级别的人物，大牌教练至少总是更接近成功的。
手术四：完善青训系统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遗憾的是，此前它从未真正引起中国足球界足够的重视。急功近利心态所催生出来的产物，永远是经不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当我们树起中超的大旗，迫不及待地试图拥抱世界足球的时候，我们无奈地发现：那些被认为是中国足球顶儿尖儿的人才，竟然还没有掌握最基本的停球技巧和传球技术！
看看上周的中科之战就知道，看看再上周的亚青赛决赛就知道，中国各个年龄段球员的“基本功”，既不如西亚的科威特，也不如东亚的老对手韩国。如果说国足很多球员的技术早已定型，不再具有调教的可能的话，那么，年方弱冠的那批国青小将也清晰地显现出技术能力的薄弱，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了。
“怎么教的”的确是一个问题，但由此衍生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老师？”
目前许多俱乐部都已经不同程度意识到了青少年球员训练培养系统的重要性，在培养优秀教练的态度上也比较积极，但困难在于：这是一项极其漫长而浩大的工程，各俱乐部必须在中超联盟已经形成一套完善机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开展其青训系统的建设，否则，投入与回报根本不成比例，甚至投入完全没有回报，又有哪家企业甘愿“义务劳动”呢？
说到底，这将是由中国足球究竟选择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决定的。 作者：晨报首席记者许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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