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金德命案”的四个案犯中，金雷是最早出狱的一个。由于终审判决的时间已经接近出狱时间，金雷在看守所的时候就由于刑满而被释放。但被判了刑却没有进过监狱的金雷在出狱之后却并不是那么幸运——中国足协“终身禁赛”的禁令让他永远不能回到绿茵场。
“不要再和我提球了……”
2001年的那段往事至今依旧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金雷的身上。一直到现在，金雷还时常会感叹命运对他的捉弄。“如果那一天……唉，已经没有如果了。”
那是海狮和金德交接的时候，也是队内管理最混乱的时候，四个年轻人溜出去喝酒，没想到一失足就是千古恨。人命关天，没什么可以推托的，但金雷也许值得同情，在事后金雷的父亲金丰全也不止一次告诉记者：“当时两头儿一打起来，金雷就被压在了底下，因此他一点都没有动手。”这也成为金雷受刑最轻的一个重要理由，仅仅由于是同案犯而被判了两年，但这两年已经改变了他的一生。
终于出来了，他想踢球啊。不止一次，金雷哀求父母，想办法让他继续踢球。“不踢球我现在还能干什么？我6岁就开始踢球了，自己没有别的技能，而且离开足球心里总感觉空荡荡的。”经过慎重考虑，金雷的父母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为恢复他的体能和状态做着精心的准备。开小饭店的老爸还节衣缩食为他买了健身器，并且督促他到附近的体育场跑步，以便于尽快恢复体能。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恢复过程，虎星俱乐部（金雷曾经随该队训练）副总李光耀见证了这个过程，“金雷想彻底告别过去、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他的体重比以前踢球的时候涨了30多斤，每次训练时都是步履艰难。就是面对一些拼抢程度并不激烈的业余性质比赛，金雷也难以坚持下来。”
但金雷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却表示：“体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有信心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我改变不了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终身禁赛’，这些使我无法再继续绿茵梦。”说到这里，金雷痛苦地告诉记者，“不要再和我提球了，我感觉踢球的日子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再提到球总感觉像是又受了一遍刺激，也就又回忆起那段痛苦的往事。”2003年9月，金雷终于获得了到辽宁虎星俱乐部训练的机会，但中国足协终身禁赛的禁令却让他最终没能留下。
“你就是踢球的那个金雷吧？”
九个月的求职，金雷遭遇到的是酸楚和不堪，而最难忘的一次是来自于中远置地负责人的一句话，那一次也令金雷在精神遭受了极大的刺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可以与记者推心置腑长谈的金雷在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三缄其口，如果不是金雷的母亲随后给记者打来了电话，记者很难想象，那种屈辱的感觉。
据金雷的母亲回忆，当时金雷在踢球无望之后，第一件事考虑的就是改行找其他的工作，毕竟已经是21岁了，家里不能老是养着他，而金雷本人也非常好强，他希望自己能够自食其力。金雷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中远置地在沈阳的分公司，毕竟这个企业和上海国际有关，感觉也比较亲切。金雷希望中远置地能够给自己机会，即便是打杂和保安也行，但应聘的过程并不顺利。当金雷把所有的材料都递上去之后，中远置地负责人本来非常满意，但仔细看了看金雷的长相和他踢过球的身材后，复审者突然
问了一句：“你就是踢球的那个金雷吧？”老实巴交的金雷也不会撒谎，下意识地对那位负责人说：“是的。”那位负责人思考了几秒钟之后说：“你先回家去等我们的答复吧，如果录用了会打电话通知你。”
此后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中远置地方面也再没有给金雷打电话。这件事情对金雷的刺激相当大，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甚至都不敢见人。据金雷的母亲介绍，金雷根本就不会撒谎，他也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同样不会隐瞒自己的伤心。他哭了，从踢球以来一直都是非常坚强的金雷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也是我在他长大以后第一次看到他哭，他肯定是伤心到极点了。”金雷的妈妈说到这里自己也掉起了眼泪。
在那以后，金雷困在家里好久都不肯见人。刚刚精神状态刚刚好点，另外一件事又让他饱受刺激。当时新玛特商场在沈阳开业，要招聘一批保安，金雷就去报了名。按说金雷这小伙儿，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而且运动员的身材一看就非常结实，当个保安应该不成问题。但最终好不容易鼓起来的信心，也由于“踢球的金雷”给毁了。再受刺激之后，金雷也彻底伤透了心，决定从此再也不出去应聘了。
只好当力工糊顶棚
在受聘屡屡受挫之后，金雷也曾经一度消沉，之后又试过好多工作，但都属于亲戚帮忙的性质，但这样的工作也是朝不保夕。
最开始的时候，金雷考虑过开车，出狱不久，他就顺利地领到了驾照，但想开车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自己买个车开出租，家里又没有那么大的本钱。而想给别人开车又由于特殊的身份而屡受歧视，那段时间的金雷真的是心灰意冷。金雷的叔叔金丰台是个体小老板，有时包点小工程，金雷时常帮叔叔开开车什么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能保持长久，一旦没有活的时候金雷就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了。
只能打小工、经常处于失业状态的金雷希望自己能走出一条路，让还在狱中的其他几个人建立起生活的信心，但生活给予他的只有沧桑。“我叔那里有时能揽点小工程，我就是帮帮忙吧。说是小工程，实际上做起来也相当不容易。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大的装饰公司，我们也就是给他们做点配套工程什么的，给一些工厂的厂房在顶棚上糊一种特殊的材料，以防止漏雨。工程本来就不大，一有活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上，其实也就和力工差不多，一天忙活下来有时也就能挣个十多块钱，但就是这样的工程也不是常有的，现在一天十多块钱都不好挣啊。”这一点都不像一个年仅21岁的小伙子说的话。
确实如金雷所说，一天十多块钱的工程也不是常有的，在没有活的时候，金雷就来到父亲开的小饭店打下手。记者几次采访的时候都赶上金雷在小饭店内，身型健壮的金雷在饭店也的确有些扎眼，怎么看都不像个服务员。金雷的父亲金丰全是一个老实厚道的汉子，他告诉记者：“总不能闲着吧，没事的时候就在小饭店帮忙吧。”但记者几次观察，金家开的“利民爆肚羊杂烧麦馆”生意并不是很好，由于地处东站附近，非常偏僻，记者几次在饭口的时候前往都没看到有什么人吃饭。金丰全说：“也没有办法，原来的位置能好一些，但由于搬迁就换到了这里，生意不好做啊。”从生意情况来看，金雷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足以应付，金雷说是帮工，实际上一天也就是闲着，并没有什么需要他插手的。在那个小饭店里，金雷也时常处于迷惘之中，眼神由于近几年的沧桑经历经常流露出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成熟：“你们记者朋友挺多吧，有机会帮我介绍一下工作，我会开车，还不怕吃苦，谁能给我一个饭碗，我会一辈子都感激他的，我也没有太高要求，只要能混上一碗饭吃，不让父母养着就行了？”这些话语确实让人感到心酸。
在金德命案后不久，中国足协就迅速出台了对这四名球员的处罚决定，当时的第一条就是“责令沈阳金德俱乐部将所属二队队员金雷、韩龙、马欧、王子开除，同时中国足协决定终身禁止上述四人参加中国足协主办的足球比赛和其他相关体育活动”。此项处罚依据的是2001年1月新出台的《中国足协运动员管理条例》第七章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里面新增加的一条就是对违纪的球员可以“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一年以上直至终生禁赛”。
正是这项处罚掐断了金雷出狱后自食其力的最主要生存手段。面对足协的处罚，金雷无能为力，但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是，足协到底是以什么立场对金雷做出处罚的？这一处罚是否合理？
记者在咨询了许多法律界专家之后，了解到此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足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中国足协”，无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团体。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就是如假包换的行政单位了。中国足协这两个角色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对金雷的处理。
早在龚建平案宣判的时候，当时法律界就存在对足协身份的质疑，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对龚建平的判罚尺度，更远一点说就是影响了龚建平的一生，因为最后的悲剧也是众所周知的。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正式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其受贿金额为人民币37万元。“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罪”字眼虽略有不同，但量刑的尺度却是大不一样，这样的受贿数额，前者可以判十年，而后者最多就只能判三年。龚建平做为裁判受雇于足协，既然判定“企业人员受贿罪”，就已经默认了足协行政单位的身份，而非什么民间团体，如果是后者，就只能是普通的“商业受贿罪”了。龚建平的案子就曾经引起过法学界的一番大讨论，而最大的争议点还是“足协到底是行政单位还是民间团体”，按照最后的量刑情况来看，当然是完完全全的行政单位。
但在处罚金雷的案子时，足协则是完完全全的民间团体，依照的是行业法规。因为在管理条例上明明白白地写道：“如对处罚不满，职业运动员可直接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上诉”，这让金雷上诉无门。因为如果是民间团体，金雷要发起民事诉讼来对此处罚提起上诉，上诉期两年，即便在上诉期内，金雷最多只能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法院只能根据行业法规来调节，这种调节价值不大；而如果是行政单位，金雷就只能是发起行政诉讼了，时间是十五天，可以上诉的地方是更上一级的单位，那就是体育总局。但金雷一方面错过了上诉的最好时机，另一方面，足协角色在这个时候是民间团体，金雷根本不能发起行政诉讼。如果真的在有效期内上诉体育总局，金雷完全可以就处罚时间和程度上为自己争取利益，毕竟他在此案中只是从犯。但足协两种身份的交替变换，却让金雷无可奈何。
面对未来，惟一能够让金雷燃起一丝希望的就是现在正在酝酿中的“中超职业大联盟”，如果大联盟能促进一些相关法制和法规的健全，那或许他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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