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所有这些使姚明可能成为NBA明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与中国篮协的谈判分几个阶段，但关键一点，是关于姚明是不是能当选状元秀。篮协的目标有两点：一是确保姚明当上状元秀，或者如果他没当上，不能归之于篮协的责任。二是不作任何承诺，以免自己在跟火箭或是姚之队的最后协商中被束缚手脚。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们前去与东方队会面，看见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火箭形状的建筑物内，我认为那是吉兆。我们在上海停留几天，跟大家见面而已，然后就去北京，见了中国篮协的秘书长信兰诚。北京的见面比上海公事公办。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我们问能不能去看，跟他谈话。整个北京之行最大的惊奇，是姚明对我们走过来，用完美的英语问我们，“我没像大多数NBA球员那样打过4年大学篮球，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会落后很多呢？”我们没进行太多谈判，只是去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姚明。没有人做任何承诺，但跟我们谈的每个人都觉得他去NBA的时间到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篮协觉得关于姚明什么时候去、怎样去NBA应由他们来决定。NBA在世界篮球界的影响，让中国篮协担心它会主导条款的制定。我个人认为，此担心不无道理。NBA的一支球队以35万美元为上限，要买断一名外国球员的合同，这样即专横又不切实际。这会迫使外国球队把入NBA的转会费用转嫁到球员身上。比如，在职业足球界，球队可以通过向另一支球队支付转会费，以取得其合同其未满的球员。欧洲职业球队的转会费常常达到几千万英镑（或美元），这些钱无需球员支付。中国体育界官员熟知这样的范例，因此认为35万美元的上限是不公平合理的。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跟中国篮协的谈判，一切又象从零开始。他们不想跟我及章明基谈，只跟陆皓谈。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说无法跟我们谈，因为在处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说，这让人沮丧、精神紧张，因为只有在中国篮协向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篮球的管理机构）签署放行令后，姚明才能自有与NBA签约。火箭队当然也会理所当然地小心行事，不会用首选权去挑一位不能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告诉章明基和我，如果选秀前三天，中国篮协还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们就会首选权与别人交换了。我们明白，这样做等于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会使其它球队也不愿选姚明。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姚明会在选秀中落到哪个队。篮协终于将注意力转到我们，但我很紧张，因为他们只是说说“后天争取跟你们见面”之类的话。最后中国篮协有人告诉陆皓和姚明妈妈，准备好通知国际篮球联合会，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选秀前4天，也是火箭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太好了，事成了。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听说篮协未准备好签放行令。我们从云端一下跌落，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得到的解释是，在看了FIBA的放行表格时，发现了措辞上的问题。表格里表明，姚明没有义务在中国打职业球赛，但篮协非要说表格里的意思是，姚明没有义务打中国的任何球赛，但事实上他有义务——为国家队、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打球。

　　第二天，我们担心得不得了。没有时间了，他们不肯签字。

　　到那时我经历的挫败和失望已经很多了，再多一点我也不会被打垮。我想，谈判在最后时刻进进退退，是因为虽然中国篮协很多人想帮我，但不是人人都支持。少数人没有考虑怎样对我有利、对中国篮球有利，只想显示手中掌握着权力，做出对自己有好处的决定。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会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几天，我重复火箭选姚明的条件，中国篮协保证放行的条件。选秀前两天，戈德堡还在说，“照目前情况，我们不能选姚明。”那可是选秀的前两天！

　　白天我跟中国篮协解释火箭队的立场，晚上帮火箭理解中国篮协的言论。我帮戈德堡起草他发给中国篮协的信。我也给中国篮协提建议，怎样告诉火箭队姚明能去NBA，让对方安心。他们无法承担由于他们的原因，导致姚明当不了状元秀的责任，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外国机构说“好”，然后食言。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起草一份声明，让火箭放心地选姚明，同时，又保护他们在进一步谈判中的利益。休斯顿也有两个需要——保证如果他们选姚明的话，他能打这个赛季；同时不能让步太多，以免赛季中姚明被招回国。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法律总顾问)：我去见前国务卿、我的法律合伙人詹姆斯·贝克，这一切就开始了。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总统、首相的照片，给人深刻的影响。“你已经看过报纸了，”我说，“我现在要和中国人谈判了，给我些建议吧。”

　　“他们很强硬，”他说，他给了我些一般性的建议。然后说，“读读我这本书。”那是一本《外交政治学》。詹姆斯对此事的参与也仅止于此。老布什更只是写了封推荐信而已。我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总是置于幕后，虽然我某些时候会考虑利用一下，但我从不需要把这些全抖出来。

　　离选秀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明白，与东方队和中国篮协的谈判都无法如期结束。但是，不知道姚明能不能被放行，我们能不能首选他。因此，选秀的前一天，我们送了一份声明请中国篮协签署，以取得国际篮联的批准。其中一句是这么说的：“在此确认：姚明没有受到任何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球员合同的制约，无须在上海东方队及中国篮协其它球队打球。”

　　我得到回复：“受到你们要求签署FIBA放行令的信件后，我们立刻把你们的信转给了上海东方队并请他们尽快回复。我们得老实地告诉你们，东方队仍然与姚明有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同。NBA选秀将近，我们仍然希望姚明能被火箭队选中。我们此前关于姚明的讨论是有效的、建设性的并富有诚意的。”

　　我又发了一封信给陈主席说，“得不到放行令，别指望姚明成为选秀状元。”我很快得到白李得回信：如果休斯顿火箭队首选姚明的话，我会跟陈主席商量，就不需要谈判新的条款了。选秀当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陈主席的传真。马上我就给章明基打了电话。

　　“上面说什么？”章明基问。

　　“不知道，上面是中文。”

　　我让章明基翻译，同时又让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他们分别看了后，都说这基本上是重复了白李的信，我们知道事情再不会出现其它枝节了。上面有我需要的那一句话吗？没有。足足三页纸里，找不到那一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双方差距终于弥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