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是甲申年。这个纪年，和“戊戌”纪年，并列为属于传统概念但关乎现实政治，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个名词。
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对300年前的传统甲申年，李自成从举事之艰巨，到席卷北京之遒劲，再到败退山海关以致于国丧外族身败名裂之迅捷，进行反思。作者最后用一系列充满历史悲凉的设问句，揭示李氏集团骄傲腐败的取败之道。该文引起了延安的极大关注和发挥，次年，毛泽东告诉黄炎培避蹈甲申覆辙的办法：民主。
郭沫若文似乎与我们在这里对徐明集团进行评价无关，但因为毛泽东对该文的回应，如此深契中国足球界的现状和公众诉求，中国足球界的2004甲申年，不无历史的肃然感。
“戊戌变法”中六位死难者，因为他们趋于平和的“君主立宪”政治目的，因为他们其中几个面对死亡时的绅士风度，特别是谭嗣同主动求死的圣人式垂范，人们尊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
我们将徐明、罗宁、张海、徐泽宪、张曙光、李丹阳、孙能文这七个俱乐部代表的联盟定名为中国足球界“甲申七君子”，或称“甲申变法七君子”。
他们的姓名因各次露面的代表不同而或有出入，有的代表身份还被质疑，甚至联盟内各怀各胎，但以徐明为首、七家联盟不变，“甲申变法七君子”这个总体概念没有错。
毫无疑问，如果有了上述文字的背景，这是一个具有正面色彩的文化定义。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正面定义吗？有人说，不能，因为他们附带原罪，并且挟有私利，所以不能被称作革命者，而不是革命者，那就不能享有正面评价。
既然如此，则我们需要对“革命”一词做一些必要的解析，再来看他们当不当得起正面评价。中文原文的“革命”一词，起自《易经》里面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指王朝易姓，并且革命者拥有完全的道义。这个词对执政方而言，具有非常大的敏感性，它首先意味者你是彻底非正义一方，继而就务必推翻你的政权乃至剥夺你的生命。而现代意义的革命，来自于19世纪末日本语对西语的转译——日本语对现代汉语的词语混淆于此可见一斑——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原意指形势的不正常已无法维持，需要从根底掀翻，重造一个新世界，翻译成“变革”最为恰当。从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民主意义的革命全无某一方天然拥有革命权的意思，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在野党；其次，更无要从生命或生存上置某方于死地的意思。说的恰恰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有人都有革命的权利和义务，以使事物变成一个新世界（新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契约）的意思。
正因为此，可以看到欧洲和日本所谓大革命时代，王统易位的并不多，除了法国大革命，杀掉顽冥不化的路易十六外。因为要完成真正变革，势必不是一方势力替代另一方势力，而更需要各种势力的均衡、谈判、妥协、制衡以成新世界。
而对中国足球界20多天来的大事件来说，因为对革命概念的混淆，辩论者纠缠于此不休，进而加深同样对此概念糊涂的中国足球掌权方的敏感，终至于行政力量压下，反而坏事。
另一方面，认为苛刻于称呼徐明集团为革命者，因为他们缺少“革命者拥有完全的道义”，但却忘了，只要你有志于中国足球新社会契约的变革，你就是革命者，中国足协如果有志于此，那它也是革命者；徐明可能拥有原罪，非“汤武革命”的革命者，但中国足球需要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这是务必进行的革命！在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概念下，一切从事于此的都是“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那么谁能说徐明集团不是“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也就是——革命者！
而论证了此点，则徐明集团难道当不起“甲申七君子”吗？而目前以拖为手段的中国足协，难道还应该害怕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吗？还不应该加入到中国足球革命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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