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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尸体从抢救室推出 |
距胡守礼与刘红斌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上猝死的日子，已经有15天了。刘红斌的父母依然在北京交大等待着，胡守礼的家属也在等待着。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已经圆满结束，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则将在11月13日揭开战幕。
应该说“生命的代价”，使得大连、上海马拉松赛对选手的体检工作空前重视。然而记者在深入采访后发现，这起猝死事件给予马拉松或同类赛事组织者的教训绝不仅于此，后勤与急救的保障、赛事组织者自身的急救等常识培训也至关重要。同时，让大家反思的也不仅仅是在对死难者家属的安抚上，一些人在危机发生时表现出的冷漠更让人费解。
有人要为刘红斌施救却被阻拦
翻阅最近的新闻可以看出，有关大连、上海马拉松赛的报道多集中在组织者如何加强对参赛者的体检审查上，这在以往的赛事中是不多见的。显然，北京马拉松赛的“教训”正在发挥作用，但媒体的关注似乎只停留在运动员身体素质上，主办方所积极宣扬的似乎也只是自己如何严格审查参赛者资格。
暂且不提北京马拉松赛发生的意外事件到底原因何在，但就现场目击者的所言，对遇难者急救工作的懈怠和赛事组织工作的混乱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北京某高校的章老师（化名，出于对采访对象隐私保护）在大学生刘红斌的遇难现场目睹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有医学专业背景并懂得急救护理的章老师向记者表示，如果抢救及时，刘红斌的年轻生命很有可能被挽救过来。
“刘红斌倒下的时候我就在马路对面，说实话，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意外发生。在头几分钟时间里，没有人上前过问，也没有人过来查看，我当时还在想，应该有急救啊，怎么没动静呢？我还对着工作人员和警察大喊，‘有人倒下了’。当时路边的群众挺多的，大家应该都能听到。这时还有人说，躺在地上多冷啊，怎么也没有个毯子什么的。稍过了一会儿，警察过去摸了摸他的脉，但看警察的动作不像受过训练，也不知道他摸到了脉没有。我这时按捺不住了，跨过了路边的比赛封锁线，想去看看能不能帮帮这孩子，但走到马路中间时就被警察拦住了。警察跟我说，‘我们有医生’，那表情好像是叫我别管。我没办法就回到了路边。”
“刘红斌就这样在地上躺了有10几分钟，这个时候过来了一辆汽车下来了几名工作人员，给他盖了个浴巾，又过了几分钟才来了救护车。”
刘红斌的死因至今尚未定论，但即便真的是隐性心脏病，章老师也不认为刘红斌就无挽救的可能，“心肌梗死之类的病，要是抢救及时完全可以生还。在医学上，心脏病或是猝死这样的突发病状，头几分钟的抢救最关键，但这个孩子直到被送上救护车，最少有10多分钟的时间内没有得到一点救护，那些工作人员有责任啊。”
章老师清楚地记得，刘红斌在刚倒下的时候呼吸非常急促，但到他被抬上救护车时，已经完全昏迷，“他被抬上救护车时，我已经能看出来情况非常糟糕了，第二天得知这个孩子的死讯我真是痛心啊。如果当时那个警察能稍懂一点急救常识，即便只是知道测测呼吸、脉搏，能明白这个孩子当时有多危险，能同意我去帮帮这个孩子，而不是一定要等自己的医生到场，或者赛事组织者的急救车能早一点到，这个孩子一定有很大的生还希望。”
按照专家的看法，心血管病等很多隐性疾病并不容易被平常的体检检查出来，而运动型猝死基本上都和这样的隐性疾病有关。实际上，赛前的体检再严格也很难保证参赛者个个都没有身体缺陷，在很多心血管病专家看来，提高大赛工作人员的急救意识和创造大赛有效的急救保障措施，要比单纯的防止意外更为积极，尤其是在意外发生的头几分钟时间内，能不能对患者急救将直接关系到患者能否生还。
胡守礼遇难时救护车近在咫尺
相比刘红斌遇难更让人不解的是，在胡守礼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救护车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却未能在第一时间赶来施救。
一位天津电视台的同行恰巧路过拍摄下了胡守礼老人倒下后到被认定死亡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围观的群众、维护现场秩序的警察等工作人员外，只有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地上，开始时老人的腿还在抽搐，而几百米外就是大会的救护车。
呼喊大会的救护车无效后，警察只能拨打北京市急救中心的120求助。
围观的群众中可能没有像章老师那样的医护人员，因为最后挺身而出的是一位外国朋友，他在翻译的帮助下告诉警察自己是医生，一番解释之后，警察终于批准他对胡守礼老人进行急救。不过，此时他已经无能为力，因为在对老人进行检查之后，外国朋友证实老人已经过世。
电视台的摄像师拍下了老人生命的最后7分钟，而在此之前老人在地上躺了多久，除了当时围观的群众和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外已无人能知。
让人费解的是，大会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为何在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反应如此迟钝。
由于刘红斌以及胡守礼家属都希望通过协商与组委会及其他相关单位达成和解，也许有关2004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参赛者猝死的事件，就将随着双方最终的和解而渐渐被人们淡忘，但这个悲剧留给后人的教训不会随着逝者而逝去，今天我们有勇气正视问题，明天才能避免相同的悲剧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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