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介入赌球，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最迫切和有效的“革命”。但据日前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权威何家宏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近期进入司法程序还有一定的现实困难。
考虑到司法介入的种种操作困难，因此在现阶段治理联赛赌球必须依靠行业内部加大治理力度和采取相关的有效措施，在球员赌球现象已经动摇了中超根基的前提之下，如果中国足协还以“权力有限，无法治理”为由来搪塞，显然已经难以服众。在１０月２６日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上，关于球员赌球的声讨不绝于耳，但在当天中午双方共进午餐时，有足协官员还在向俱乐部老板们表明他们“无从下手”的现实困难，这种托词当然让老板们无法接受，他们认为，作为行业管理者，对于行业内部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有管理责任，如果说足协不懂赌球，那在赌球如此严重影响中超的情况下，足协就必须研究这种现象的来源、特点以及有关的赌博方式，只有了解它的规律，才可能寻找到治理的有效办法。
赌球真正泛滥是在澳门和一些海外赌博公司为中国职业联赛“正式开盘”之后。中国足协对赌球的危害性认识还比较清醒，但在他们通过有关部门阻止澳彩开盘失败之后，这么长时间来中国足协对赌球的认识还一直停留在原先的初级阶段。一旦听到下面的“风吹草动”，苦于无法的足协官员主要动作就是“向上面反映情况”，但这种简单的汇报方式很显然多数时候都是“没有了下文”。
在多年与赌球现象“不懈”斗争的过程中，一些俱乐部已经有了很多有效措施，“停训、停赛、停薪，转会卖出或者直接废掉”等不尽相同的治理高招，还是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可惜这些措施都停留在俱乐部内部的范畴，很难形成合力；特别是对有赌球恶疾的违规球员，如果放在一个行业之内进行曝光和“全面修理”，那效果肯定截然不同。显然，在联赛深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足协对赌球的“治理不得法”和认识不清，间接阻碍了这些措施的出台和治理。
“实际上赌球这种行为，根本就不用藏着掖着，过去我们不懂，但现在懂了，为什么呀？你得去琢磨，去研究，去学习，如果你根本不了解这种现象的特点，如何谈及治理呢？如果中国足协召开一个行业内部的治赌交流会，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高招。俱乐部有了交流的机会，然后在治理中群策群力，赌球现象是可以治理的，虽然不能完全根除，但有效防止还是可行的。”罗宁的观点有一定前瞻性。最近，国安采取了“没收电脑、手机，赛前封闭，处理嫌疑球员，打电话高额罚款”等很多有效手段，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这些方法，正是他们在“认真研究”赌球规律之后想出的高招。但在中国足坛“滥赌成风”的现实条件下，光是国安等少数俱乐部采取措施还显然不够，而这个时候，中国足协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振臂高呼，“治理赌球，中国足协有一份！” （冉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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