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明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王治郅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学到一个文化上的教训，这是一个人努力平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上的教训。他得理顺这种关系。王治郅的最大问题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前他保证会为国家队效力。
王非（前国家男篮教练）：我认为姚明和王治郅的区别不是身体上的，而在于他们的态度以及对比赛的努力程度。有场ＣＢＡ比赛，姚明和王治郅对抗。我当时在八一火箭队，是王治郅的教练，那是2000年赛季的第一场比赛。王治郅和姚明的得分是0比11。姚明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投3分球、2分球，从篮下、中场挑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会拼命去抢无人持球。有个无人持球，姚明追着抢，可是王治郅连腰都懒得弯一下。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这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作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
很多人认为王治郅事件差点让我去不了ＮＢＡ，可我不这么想。
我第一次看到王治郅是在1995年，当时我去看八一火箭队，也就是解放军队在上海和大鲨鱼队的比赛。我不敢相信那么大的个子动作能那么快，他是个中锋，当时比我高，但是跑起来像小前锋。我当时在大鲨鱼的青年队。比赛后，我们在走廊擦肩而过，但是我们没有停下谈话，我们只是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两年后，我们第一次打了招呼。准确地说，是我说了“你好”。我们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体育馆打第八届全国锦标赛。
我们第一次真正交谈是在7个月后，在ＣＢＡ全明星赛上，那次是在中国北部城市沈阳举行。王治郅还是不跟和我说话，但是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我说：“喂，王治郅，听说你喜欢打电子游戏。”我就是想说点什么，关于什么都行。
“不，”他说，“我不打游戏。”
“噢，”我说，“可能他们说的是别人。”就这些。我不会怪王治郅不和我说话，因为许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他天生很内向，喜欢有自己的小圈子，这样他更加不与人交往了。他也比较固执。
在中国没人知道小牛队会在1999年选秀时选中王治郅。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非常令人吃惊。我想王治郅早知道了，但是正如他的性格，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国家队在一个非常差劲的训练营集训。
当时在中国甚至没人知道ＮＢＡ选秀是什么时候。我一点不夸张。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达拉斯小牛队的第36位选秀，挑选了ＮＢＡ历史上第一位亚洲球员，中国的王治郅。”然后王治郅马上关了手机。接着，所有其他球员的手机都响了。记者们打电话询问王治郅在哪里，因为他自己关机了。“王治郅在吗？我能和他说话吗？他怎么说？”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那个时候，国家队的教练不想要什么明星球员，或者他不想让任何人自以为是超级明星。因此在宣布王治郅被选中的消息后，无论王治郅在练习中投篮还是做其他事情，教练都会说，“打得很差！”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得承认，第一次听说王治郅被选中时我很嫉妒。就好像刘炜进了国家青年队后向我展示他的运动衫，“这多好呀，”他说，而我只是想把那运动衫撕成两半。
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恨那个人，那你就错了。重要的是你如何利用自己的嫉妒心理，我想你应该把它当成你更勤奋工作，并且努力得到那个人拥有的一切的动力。我不在乎王治郅是否去了ＮＢＡ并且成为了大明星。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希望他能成功，因为这样对我和全中国都好。
ＮＢＡ球迷不认为我和王治郅之间有什么竞争，但是在中国关于我们俩谁更好有很多议论。一山不容二虎，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球迷不喜欢他，而他的球迷也不喜欢我。王治郅和我可不这么想。我们之间是有竞争，我们也喜欢挑战对方，但是仅仅是在球场上。
我平生只和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在1999年我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
“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能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
一切都是从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因为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的第36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大鲨鱼队。晚宴是在浦东的上海最高建筑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全景。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ＣＢＡ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ＮＢＡ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他们就粘在一起。
人们不知道我之所以选择11号，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
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Ｙ，就是姚和叶的Ｙ。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Ｙ，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缝了两个Ｙ。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和她争为妙。
在ＮＢＡ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章明基只好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也许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ＮＢＡ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发生过类似事情。
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身后，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时，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不这样。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另外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ＮＢＡ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和国家队在一起。我们在机场上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来自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签名和照片。中国球迷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可是签名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有镜头对着你，这些让人感到太累了。
我们另外一次困境，发生在亚洲杯之前的旅途中。在我们表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我们返回酒店。因为大堂里挤满了人，球员几乎进不了电梯。我尽了最大努力签名，但在如此拥挤的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人。有两个人为了要我的照片和签名，跟着我出了电梯一直到我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天太晚了，早过了午夜，而我和刘炜合住在一个房间，我从不喜欢别人为了我也失去他们的隐私。我很倔，便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我不会和他们合影。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来按我的门铃，再次要求合影和签名。我只好来到走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一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们是下定决心的。刘炜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很肯定他不会太生我的气。
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ＮＢＡ，媒体会在赛后问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这都会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那里。
但是，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赛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和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来源：体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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