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联赛规律再认识
中国足球联赛职业化以来，球员腰包鼓胀与技术粗糙反差太大，社会上一直存在强烈不满。一些入不敷出的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开源节流的呼声本该出自俱乐部，而不是足协发布限薪令。
如今的职业足球是高投入高产出项目，必然要求拓展投入与产出的渠道。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由于投资方过于集中，甚至是独家投入，不久便难以撑持，易帜的情况时有发生，以致11年来不曾改换招牌的俱乐部只有北京国安一家。中国足协在中超筹办过程中放弃了球队必须中性冠名的要求，保留了借足球为载体打造企业自身品牌的空间。投资人明知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正是间接受益于足球，却不会因此而忽略投资足球的直接产出。
在职业化初期，中国足协曾经明确将联赛冠名赞助收入的80％平分给参赛俱乐部和办赛的地方足协，其余用于联赛本身开支和青少年足球及女足，并通过协议形式明确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相安无事。矛盾是在发展中凸现的。10年之后，每个俱乐部一个赛季按这种方式仅分得120万元人民币，虽然增加了1倍，但中国足协对联赛市场的整体开发所得提高了数倍，俱乐部能不问个究竟吗？于是，要求足协公布账目成了俱乐部投资人的强烈呼声。
投资人年年解囊与俱乐部个个赔钱是两件既有关又有别的事。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各有各的作用，都是深化改革的内容。即使分配合理，也不能取代将“蛋糕”做大；将来“蛋糕”做大了，也还是有怎样合理切分的问题。可是，如果俱乐部弄不清长期以来“蛋糕”是怎样切分的，谁还有兴趣做得更大？一些中超球员对由投资人取代足协掌控职业联赛表示怀疑，甚至担心局面只会更糟。中国足协要求上缴5％的门票收入，俱乐部普遍对此规定有反感。但是，联赛看台上看球不花钱的人占观众总数的比例何止5％，俱乐部仅此一项每年都要流失几十上百万元的收益，这又该怨谁？
足球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无一不以出售电视转播权、门票、球衣广告和标识产品为主要收入，在中国足坛，开发上述项目的障碍与经营的漏洞并存，该出的出不去，该进的进不来。
既然职业化了，量入为出是市场运作的基本常识。去年，中国足协曾在会员代表大会上报告，职业联赛直接创造的年产值近8亿元人民币。俱乐部投资人每年扔进去几千万元，如果严格执行限薪规定，怎么会拖欠球员工资10个月之久呢？于是，中国足协也要问问俱乐部老板：你们的资金用到何处去了？
改善环境从诚信做起
为什么中超联赛问世才几个月便出了乱子，不得不修改规程以换取局面的稳定？为什么筹备了两三年的中超连一个赛季都没有完成，就提出“必须改革”？中超的现实情况与设计方案有这样大的出入，值得深思。
中超联赛暴露出的问题是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时期矛盾的缩影。对潜在危机作短期预警是最困难的。在普遍缺乏自律和不具职业操守的环境中，指望法规约束是难以将诸多矛盾摆平的。“一切犯罪从撒谎开始”，缺乏诚信，何言道德底线？足协与俱乐部、官员与老板、球队与裁判、教练与球员、传媒与球迷各存戒心，互相猜疑，互相提防。打了多年假球、黑哨，又出来假账和赌球，葫芦没按下去，又浮起了瓢。
足球是受到大众广泛关注和喜爱的运动。虽然中国足球水平不高，但在社会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还是获得了令许多领域和运动项目羡慕不已的支持，无奈好日子却总是过不好，一直未能取得国人期望的成就和本质上的改变。挥霍历史机遇是最大的浪费。有人反对急功近利，必定有人反对迟钝拖沓。有人好大喜功，必定有人要追寻被虚幻掩盖着的真实。正如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的告诫：“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中超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公布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自律公约，然而人们很快就看到了大连实德队罢赛的违纪行为。足球改革与其他事业的发展处于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中，也会受到许多陋习和不良世风的影响和侵蚀，自身弱点的发作反过来进一步恶化环境。一位著名管理学家说过：“管理者，先管好你自己！这样做，就减少了管理下属的必要性。”阎世铎认为“中国足协如果与俱乐部对立，那是最大的失败，是一种悲哀”。事实上，中国足协强调长远利益和发展生产力，俱乐部更多考虑实际利益和保护生产力，矛盾只表明一种关系，不见得非要以是非而论，否则，怎么谈得上“一家人”，又怎么可能以诚相待？
足球水平的提高要老老实实，职业联赛和深化改革不是投机取巧就能搞成功的。中国足球经不起混乱，也不可能在混乱中发展。不讲诚信，便没有真正的稳定。联赛充斥假冒伪劣，无论制造者还是推销者，都不能以自己的辩解取信于民，最终，壮大足球市场和提高中国足球国际竞争力都只能是空话。
将真实还给足球，还给联赛。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不只关注一次事件的教训，更关注一项事业的教训和汲取教训后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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