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多年前，东京还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渔镇，当时叫作江户。1457年，一位名叫太田道灌的武将在这里构筑了江户城。1603年，日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江户城成了德川家族居住的城池。尽管皇室还在京都，江户城却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史称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皇室从京都迁到江户，改其名为东京。
东京与京都，一在关东，一在关西，它们几乎串起了一部日本的历史。有人说，东京代表活力充沛、今日的日本，京都代表古色古香、过去的日本；东京是日本的头脑，京都是日本的灵魂。
完备的竞技体制如果说在江户时代之前，在日本，围棋主要还是作为宫廷、贵族的风雅玩物，到江户幕府时，开始设立棋所，作为在寺社管理下的棋界管理机构。德川家康还授予以算砂为首的七名棋士优厚的俸禄，从这七人中，产生了后世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大围棋门派。俸禄实行世袭制，这四家也就成了幕府公认的“官赐棋院”。
宽永三年（1626年），德川家康又确立了“御城棋”制度。每年11月17日，在江户城的统治者面前举行“御前比赛”。由七段以上的高手预先对弈，届时再在御前排开供将军观赏。这成了展现各大家围棋实力的最好机会。
元禄时代（1688年—1704年）在本因坊道策的主持下，又确立了段位制，从初段到九段。同时也确定了不同段位间对弈的规格。从而使棋手的棋力有了具体的评判标准，也使棋手间的比赛有章可循。九段即为“名人”。
日本在接受了中国围棋后，在继承了中国围棋的风雅传统的同时，又大大强化了围棋的竞技的一面，并且将棋上的胜负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之道，这就是武士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各种竞技都看作是“戏”与“艺”，日本围棋则在江户时代初期，开始获得独立的身份，建立了较完备的竞争机制。围棋门派的形成，“棋所”的设立，御城棋制、段位制等的确立，标志了围棋的职业化、制度化。正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各大家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几百年中，争棋不断。每一次争棋都事关本门的荣辱兴衰，因此才会有棋盘上的拼死相搏，有“因彻吐血”之局。有人用“菊与刀”来概括日本文化，其实，它也代表了日本的围棋。
明治维新与围棋改革
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皇室从京都迁到江户，改其名为东京。这是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政府无力顾及围棋这类虽风雅但毕竟与国计民生不直接相关的东西。四大家沿袭二百余年的俸禄被取消了。除本因坊一家尚苦苦支撑，其余三家均难以为继，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面对围棋的衰微，在逆境中，棋界的一批有志之士为弘扬棋道，重新组织了棋艺研究会。明治十二年（1879年），村濑秀甫、中川龟三郎等在东京发起、组织了新型的围棋社团“方圆社”。“方圆社”成员不少曾是坊门弟子，但他们公然与秀荣的本因坊家对抗，独自主办比赛，发行段位证书，出版机关杂志，指导业余棋手，从而形成坊社对峙的局面。
大正时代（1912年—1925年），日本围棋界继续酝酿着变革。一方面，新闻媒体开始介入围棋，不少报刊纷纷开辟围棋栏目，围棋的专刊和单行本陆续刊行，给棋界带来一派生机。另一方面，在棋界，坊社对峙的局面又面临着改变。大正11年（1922年），雁金准一、铃木为次郎、高部道平、濑越宪作，脱离方圆社结成“裨圣会”。“裨”即副，意思是仅在圣者之次。于是，在棋界形成了本因坊家的中央棋院、方圆社、稗圣会三足鼎立的局面。
稗圣会首先在围棋规则上向传统挑战。它废止了规则森严的段位制，一切对局都采用分先方式，并且规定时间为对局双方各16小时，超时判负；还有，在对局暂停时，不限黑方或白方，只以时间为准。这一切变革，意味着围棋开始打破森严的等级制度，向平等、公正的现代竞争原则靠拢，在当时因循守旧的棋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3年9月1日，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三家院社均元气大伤。时大仓财阀的主人大仓喜之郎提出，若本因坊、方圆社、裨圣会三家能摒弃前嫌，精诚合作，他将给予经济支持。在此背景下，1924年5月，团结各派力量的日本棋院在东京宣告成立。这是围棋体制的又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
日本近代围棋，是四大门派对立、合作、竞争、发展的过程。到二十世纪，唯坊门一脉尚苦苦支撑，但亦出现后继乏人的状况，加上坊门历代弟子为继承权之争纠纷不断，鉴于此，1937年，最后一代本因坊秀哉作出一个划时代的决定，将本因坊的称号转让给日本棋院。“让具有实力的强者继承本因坊吧！”本因坊门400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本因坊的世袭制度让位给更具现代精神的公开、平等的竞争体制，可谓意义深远。
名人告别赛:终结与开始
1938年6月26日，最后一代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告别赛在芝红叶馆举行了开棋仪式，对手是经过选拔赛打上来的木谷实七段。比赛从箱根到伊东，几易对局场地，历时近半年，以名人执白5目负告终（黑先不贴目）。1940年1月18日，曾经叱咤风云的名人寂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局棋。川端康成在小说《名人》中写到，秀哉乃是日本围棋传统的代表人物。而告别赛，则预示了时代的转折与交接。比赛是按照现代方式进行的，限时制、禁闭制、封手制，它更符合现代公平、平等的竞争原则，对于习惯了随心所欲的名人来说，是一种限制。可以说，传统的名人是以现代方式进行了一场与传统告别的比赛。现代“合理主义”与传统棋道的优雅之间不可避免发生着冲突，但最终，现代“合理主义”胜利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旧的世代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是日本围棋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尽管川端对此无限感伤，但却不可逆转。从竞技的角度说，这种转型无疑是围棋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其代价是川端所忧虑的围棋的风雅传统的丧失。当围棋纯粹成了一种竞技，其后果，已经是要到许多年以后，到今天，人们才开始有所意识。 （何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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