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战略与管理是企业发展两个缺一不可的“轮子”，也有人认为战略可以理解成“发展”，管理则可以诠释为“稳定”。对于任何国家、任何行业、任何企业，发展与稳定都是永恒的真理，也是一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矛盾体。
中国足球这部“越野车”之所以总是在逾越不同地形、地貌时经常“抛锚”和“翻车”，战略“车轮”固然“气压不足”，管理“车轮”却是“冷缩热涨”、反复无常，这样“带病”驾驶，岂能开足马力，翻山越岭呢？
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对于中国足球的内忧外患和种种矛盾问题，目前谈论得最多的是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管理不善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足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对此，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认为，中国足球在管理上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他认为前一段时间中超纷乱，俱乐部老板揭竿而起，祸根在于中国足协缺乏应有的管理力度和公信度。
针对在10年甲A联赛中出现纷繁复杂的问题，中国足协一直在向法治的方向努力，从重大制度的制定到执行，中国足协已经开始聘请专业律师来完善制度，就项目管理的法令条例数量而言，足球项目的条例在中国开展的所有运动项目中绝对是最全面的，但是为何不起作用，效果如此之差呢？
其实，无论是带有中国国情的人治管理，还是依照国际惯例的法治管理，关键在于执行、实施和成效。本来竞技体育是最讲“三公”（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但是中国足协往往在人治与法治“模糊性管理”的过程中，经常推翻已经定下的法规条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阎世铎在他短短4年的任期内，居然两度临时暂停了联赛的升降级制度，彻底摧毁了中国足球的基础和秩序。朝令夕改，实为管理之大忌。
先发展还是先管理？
自从中国1994年推行足球职业化以来，中国足协的两任“掌门人”王俊生、阎世铎被业内冠以不同的绰号———“王经济”、“阎政治”。在这两名“掌门人”的不同任期内，中国足球开始失去了发展与管理的最佳平衡。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前，中国足球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运动成绩也是起伏无常。当时推行职业化的初衷和动机之一，是认为中国足球要提高水平，必须与国际接轨，实现职业化，这在职业化的前期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没有直接促进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但却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意义，更突出地体现在商业化和市场化方面，中国足球界也因此先“富”起来，王俊生因此获得了“王经济”的绰号。
但是在足球职业化、商业化、市场化快速发展后，也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假球”、“黑哨”、“赌球”等众多黑暗丑恶的东西也开始在足球场内外滋生和蔓延。由于王俊生在任期内缺乏足够的管理力度，特别是前瞻式的战略管理，这让以前作为“穷孩子”的中国足球得了“富贵病”。
“杀无赦、斩立决”，对于足球可称为“外行”的阎世铎则是运用政治手段来治理足球。在他上任初期，这种手段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足球的环境也得到了短暂的净化。然而，足球运动必须按照足球规律去发展、管理的，“乱世用重典”，这也只能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否则用药过量，则会自损自残。
中国足球队在韩日世界杯历史性地出线，“胜利”冲昏了阎世铎的头脑，他没有抓住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的良好契机，全面深化中国足球的改革，实现中国足球的“软着陆”。而是急功近利，盲目乐观，在最不合适的时候，霸王硬上弓，推出了所谓的中国职业联赛的“升级版”———中超联赛，最终在国家队冲击2006年世界杯的生死关头，引发了中国足球矛盾的总爆发。四面楚歌的阎世铎此时已经再也无法光靠政治手段回天了。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不应该成为管理中国足球的盲区。其实，中国足球既需要发展，也需要管理，这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协调恰当、审时度势。
崇尚“道”还是“术”？
就在国内就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大做文章的同时，最近突然又兴起了一股推崇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和思想家们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的思潮，从而引出了“道”与“术”的话题。
纵观中国足球的管理，往往是为管理而管理，甚至是一种长期被“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式管理。由于中国足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足协管理层的管理境界最高也只是到达“管理之术”的层面，其中尤以阎世铎的统治术表现最为突出。
从为官的角度来看，阎世铎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难得的清官，但为何他最后依然遭受了最彻底的失败，关键在于他并没有真正谙识足球管理之“道”，他对足球的统治和管理，一直都是运用“术”。作为手段和方式之“术”，在管理上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治得一时，并不能长治久安。而且这种管理之“术”一旦被识破，反而会遭到上下的反感甚至一致声讨。
大道无形，“道”就是规律、规则。要管理好足球运动的发展，必须真正认识和遵循足球发展的规律。阎世铎和中国足球的惨败教训也再次说明，要治理好中国足球，只能以道为尊，道法自然。本报记者陈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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