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对不起--张玉宁媒体见面会全记录(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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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SOHU.COM 2004年11月23日01:38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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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宁媒体见面会全记录
车祸案，张玉宁公布他的“黑匣子”
时间：11月22日下午，法院对“曲张案”终审判决后的第10天
地点：北京保利大厦
主角：张玉宁
事由：22日上午张玉宁委托父母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共234万多的赔偿款打到法院指定的账户中，下午，张玉宁和他的律师刘宏即召开媒体见面会，素来不配合媒体的张玉宁昨天表现出了应有的诚意，甚至还专门为与会记者准备了自己的签名足球。
核心提示：这是张玉宁4年来第一次开讲车祸案，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曲乐恒的声音。“缺席”者张玉宁此番出来讲话有修复事件“黑匣子”的作用。
车祸现场
车祸发生前，我没有喝酒
车祸发生后，在记忆中，我一度昏迷了，醒来的时候听到曲乐恒在叫我，当时我发现车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试图下车，但是我这边的车门已经被撞变形，随后我从曲乐恒的位置（副驾驶）爬了出去，他那边的门还上了锁，费了好大劲才出去，当时我几乎连路都不能走了，事后检查发现，我全身9处骨裂，胸、腿、胯都有伤。
由于事发地点手机信号不好，我是通过一个路过的老大爷通知了在附近饭店吃饭的朋友们，他们开了两辆轿车过来。当时曲乐恒一直在喊“疼”，说他的腰坏了，不能动。我的朋友又叫来了一辆面包车，用担架把他抬到了面包车上，我们先后去了医院。因为考虑到救护车从城里开到事发地点就得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打120.
车祸发生之前，我没有喝酒。（是否酒后驾车，是昨天记者们追问的焦点之一，刘宏起初不愿正面回答，只是说当时的“交通责任认定书上已经有了”，在一再追问下，张玉宁非常干脆地说：没有。）
应该说，我确实比他幸运，当时撞的还是我这边，那棵树就倒在我面前，幸好我系了安全带，如果撞的是我，我现在恐怕都不知道去哪儿要钱。但如果我和曲乐恒的情况互换一下的话，我想我不会这样做。
伤残鉴定
我主动要求（把曲的伤）鉴定为一级
得知曲乐恒今后将不能站起来的时候，我还在医院里，我一直在医院里昏睡，醒来之后听说了这个消息，我真的非常惊讶，当时的感觉难以形容，只是想，如果他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从我的身上拿。
后来我去医院看他，他跟我说：“这不能完全怪你，我坐的姿势也不对，我也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我就表示，所有的责任我都要扛过来。后来进行伤残鉴定，原本是可以鉴定成二级的，我也主动要求鉴定为一级。
私下调解
他要的比现在的赔额还多
在车祸之后，我也曾经去医院看过他几次，后来因为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加上我要训练、比赛，时间很紧张，就没有再见过面。以前报纸上曾经说，我曾私下里找过曲乐恒，答应给他200万，了结这件事情，但他不同意，他要300万。今天澄清一下，根本没有这回事。
起诉之前我有没有想过赔付？事实上，事情发生后，辽足俱乐部也曾经在我们之间进行了调解，但调解失败了，那时候他提出的数额比现在赔付的要高。他也曾经跟我说过：“钱不是问题。”我说他心态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在于此。至于他为什么说了“钱不是问题”，后来又向法院起诉，那得问曲乐恒了。我对钱的看法？钱这东西是无止境的，人的欲望也是无止境的，但应该适可而止。
是否故意
竞争从来只是在场上
那年的超霸杯，我没有上场，一是因为我有伤，再一个当时我闹转会，教练就有想法不愿用我。曲乐恒在比赛中打得非常漂亮，外界说，是因为我害怕他威胁到我在队里的地位，有意制造了车祸，怎么可能呢？我从来都认为竞争只是在场上。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直到车祸发生前，这种关系并没有改变。
黑社会
小时候曲乐恒也拜过把子，算不算呢
车祸中有一个叫边峰的人，他算是一个球迷吧，和辽宁队中的很多队员、教练都认识，经常叫我们一起出来吃吃饭什么的，仅此而已。
后来他（曲乐恒）说我是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请问问律师。在我国的法律中只有“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说法，这种组织是有计划有纲领的，需要有一班人马去实施它的计划。我怎么算是黑社会呢？据我所知，小的时候曲乐恒也和我们队里的队友拜了把子，他还排行老二，那他是不是黑社会呢？
边峰曾经因为“黑社会”起诉了曲乐恒，根据法律，我也是能够告他诽谤的，但我忍下来了，放弃了我的这项权利。对过去四年中的一些人、一些媒体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我都不再追究，但从今天开始，如果再有对我名誉构成损害的行为，我会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曲乐恒此前曾经说：“我倒要看看他会说些什么。”至于他在这个会后会有什么反应，我有我的律师，他会根据情况为我提供帮助。
个人影响
“足球先生”泡汤了
这件事情对我今后会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在过去4年中，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很大压力。那时我也受了伤，连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出院后，在训练中需要付出更多。而晚上经常睡不好觉，总是梦中惊醒。在比赛中总有人喊“曲乐恒”，喊“黑社会”，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喊，而是很多人一起喊，在场上可以听得很清楚。球员在场上踢球，需要头脑冷静，如果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怎么能进球呢？这对我的发挥影响非常大。后来，因为“黑社会”，有一年的“足球先生”和“最佳阵容”，我都在最后时刻被拿下来了。荣誉，对于一个球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并不是我做得不够出色，但最终因为别的原因被拿了下来，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会永远留在记忆当中，但我会努力去争取克服他对我的不利影响。
同窗之谊
住在一起，送曲一把梳子
记得是1993年吧，我和曲乐恒因为骨龄超标不能打少年联赛，教练就推荐我俩去国青队。就我们两个人先从广西梧州坐船到广州，然后再乘火车去昆明。因为车票的原因，我们在广州耽搁了3天，当时教练只给了我们几百块钱，只能住很便宜的招待所，每顿饭就是吃一碗干炒河粉，闲的时候我们就在广州逛街，但那时我们非常快乐。
在国青队我们的年龄最小，住在一起，我还记得我买了一把梳子，那时候我的头发短，他的头发长，他就用得多，后来他把梳子拿走了，在辽宁队的时候，我还看见他在用，不知道他现在还用不用了。（随后，张玉宁拿出了两张当年两人在一起嬉笑打闹的照片。）我和他一起长大，一起踢球，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不管他怎样看待我，我都会一直把他当兄弟。
未来
希望曲乐恒早日康复
我们这批队员从小一起长大，大家感情很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很好，也希望曲乐恒能早日康复。事情是不是就此已经做了了结？我希望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得多看看将来，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应该多看看美好的一面。曲乐恒在起诉中曾要求我公开道歉，法院在一审和二审中都不予支持，今天在这里，对于无意过失造成的伤害，我要说声：对不起！
连线沈阳·曲乐恒
不要这个道歉，不认这个兄弟
在听说张玉宁要召开媒体见面会时，曲乐恒曾表示，“我倒想看看他能说些什么出来。”而昨天见面会一结束，曲乐恒就向记者表示：“他在狡辩！”曲乐恒是在沈阳看网上文字直播的，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难道张玉宁他一句对不起就能掩盖事实吗？”在电话里记者能清楚地听出曲乐恒非常激动。
道歉的前提是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是每次都提出让张玉宁向我道歉，但是，道歉应该是在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前提下的。现在看看他说的，他承认了吗？”曲乐恒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我只接受他当面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诚恳的道歉！在媒体面前进行这种所谓的公开道歉，我根本无法接受，也不打算接受！”曲乐恒继而称张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次车祸对他本人，及他整个家庭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那把梳子用到车祸前，不愿意再想起它
当曲乐恒得知张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展示了不少他们当年的照片，并从头到尾一直表示“我和他从前是朋友，现在是朋友，今后也将永远是朋友”的态度，曲乐恒只是冷笑：“我们不再是兄弟！一切的美好时光都停留在车祸之前！之后，全是噩梦！”曲乐恒主动向记者提到了张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说过的一把梳子，说到这里曲乐恒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告诉记者这把张玉宁在他们两个人独处的日子里买的一把梳子，他整整用了六年，但现在他永远不愿意再想起它。按张玉宁说：“1993年我们一起从梧州坐船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到昆明，那时我买过的一把梳子，因为他是长发用得更多，后来就给他了。”那把梳子曲乐恒恰好用到了2000年车祸之前。
连线历史·队友
和小妹在一起的日子
小妹，曲乐恒在辽足踢球时得到的外号，昨天，在媒体见面会上，张玉宁向记者展示了当年他和曲乐恒一起嬉笑打闹的照片。而曲乐恒在随后的采访中说，他们的关系从车祸案以后就破裂了。
连线官司·进行时
原被告均不服，曲家要上诉
曲方：生活费还不如农民收入
昨天，曲乐恒向记者表示，他认为判决并不公平，并要继续上诉。曲乐恒表示：“在终审判决中，我的生活补助由一审的130500元减少到93080元。这意味着未来20年内的生活费用平均每月只有387元，这还不及一个普通农民的收入，而且20年后就没有任何保障了，另外误工费也从56.7万元降低到48.6万元，我觉得按照辽足俱乐部提供的只能证明我与辽足有工作关系，并不能证明我的年收入数额。合同只是写明了我的基本工资为1.8万，而且不包括奖金。但我的实际收入都是在2.1万元以上，法律规定的误工费也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另外，关于残疾人用具等方面的费用，法院并没有理会我们提供的证据，所以我觉得还有必要继续申诉来维护我的权益。”
张方：误工费赔偿突破规定
张玉宁的代理律师刘宏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质疑法院判决：首先在误工费方面，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的，如果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最高就按3倍计算。而误工费这一项，就48.6万，远远超出3倍的标准。其次，残疾人用具用品费。法律规定只赔付用具费，而不包括用品，现在连平时的用品都算进去了。第三，精神损害赔偿费。法律关于这个问题有6条规定，单说两条，一是因侵权而造成获利的，另一条是要考虑个人的经济能力。张玉宁未获利，却也被判赔付70万。刘宏最后还说，虽然是终审判决，不过张玉宁仍有权利要求上诉，虽然对这个结果仍不满意，但他已经放弃了这项权利。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陈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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