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城，及其那穿城而过的汉江，就总令人想起中国的汉朝，想起那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仿佛是拐了道弯，就流进了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也就成了中国文化东游的桥梁，围棋亦不例外。
源流：朴球曾为大唐棋待诏
朝鲜半岛上的古代居民主要是东夷族。中国古籍关于古朝鲜的记载，主要有箕子的东走、燕国与朝鲜的交涉、秦国的拓地与燕国的扩张。箕子是商末著名贵族人物，因反对殷纣王的暴虐，曾被囚禁。商灭周后，箕子退隐，后远走朝鲜。杨晓国在《论陵川棋子山与围棋起源》一文中认为，箕子与围棋的起源存在着密切关系。如果此说成立，那箕子带给朝鲜的，不知有没有还处于原始状态的围棋。
朝鲜的围棋活动，最早见于朝鲜的史籍《朝鲜史略》，相传高句丽的长寿王巨琏，打算攻占百济，招募了一个僧人道琳，假装获罪，逃到百济。道琳长于下围棋，通过下棋，取得了百济盖卤王的信任。道琳就蛊惑百济王滥用民力，大修宫室、城郭、坟墓，弄得百济仓廪虚竭，人民穷困。于是高句丽王发兵，攻占了百济的首都，百济王兵败被杀。这件事发生在公元475年，相当于南朝刘宋末年。这说明在475年前，围棋传到高句丽和百济已有一定的时期，这才有可能得到两国统治者和僧侣的喜爱。
朝鲜围棋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颇为兴盛。李延寿《北史·百济传》中说：“百济之国，……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又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尤尚弈棋。”
唐初，朝鲜半岛上依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675年，新罗在唐王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社会的统一与安定，为唐王朝与朝鲜的文化交流，围棋的发展、棋艺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新罗王兴光卒，其子承庆继承父位。唐玄宗知道新罗号称“君子国”，文化发达，特派大使前往吊贺，又听说新罗国人多善围棋，于是特派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副。据说季鹰去后，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大为所敬。这大约是史书记载中，中朝善弈者之间最早的直接对话了。与此同时，新罗也不断派遣留学生到唐都城长安来，其中朴球就以客卿身份在长安任棋待诏多年。以留学生身份而能跻身于围棋国手之列，颇为难得。朴球归国时，进士张乔还专门作《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诗以送之。
转型：赵南哲推出新天地
唐以后，中朝之间的围棋交往，反而慢慢少了。古代朝鲜围棋没有留下棋谱，因而无法判定其实际水平。今天所见的最早的棋谱，对局者为尹敬文和孙得俊，对局时间为1927年9月27日，对局地点为汉城。全谱初刊于《每日申报》，共93着。值得注意的是，这局棋尽管弈于20世纪，却仍旧保留了朝鲜古代围棋的制度：首先是座子制，座子多达17个，黑9子，白8子，再由白方开局。这令我们想起藏棋。以中原地区为坐标，在一东一西的两个地方，分别保留了比中国围棋对角型“座子制”更原始的置子制度，其中颇多值得探讨之处。其二，胜负计算法也有独特之处。朝鲜围棋沿用中国古代数目法，但规定，双方地域内的冗子（即己方地域内，紧邻对方棋子之外的子）均取走，再比较目数的多寡。这样一来，单劫的价值增加，单官也可能有目。
朝鲜古代围棋向现代围棋的转型，主要得益于日本。近代日本围棋的突飞猛进，使终年积雪的富士山成为各国棋手心中的“圣地”，他们踏波蹈海，赴日研修，有的面壁十年，呕心沥血，终在异国它乡成为叱咤棋坛的一代风云人物，就像赵治勋；有的则艺成还乡，在自己的祖国推广普及围棋，被誉为“韩国围棋之父”的赵南哲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当年轻的赵南哲在日本学成回国，这位有识之士推着手推车，载着棋子棋书，吱吱呀呀，走街串巷，向韩国民众推介围棋。谁曾想到，一部小推车，竟推出了韩国围棋偌大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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