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需内治、外交双管齐下--思辩中寻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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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SOHU.COM 2004年11月25日11:07
体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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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本该是一个收获的流金季节，但天空却飘起六月雪……
国奥队冲击雅典奥运会，国家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首度承办亚洲杯，中超元年粉墨登场，2004是中国足球大年；国奥反“恐”失败，国家队星落天河，“日本二队”笑傲亚洲杯，中超“革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4年是中国足球大灾年。这其中还夹杂着“铿锵玫瑰”8球惨败雅典，唉，不提也罢。
作为中国足球的中枢部门，中国足协当然应该对这个“灾难”承担责任。但中国足球的发展仅仅依靠“内治”是远远不够的，就如同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一样。亚洲足坛近两年来的风云突变，在客观上增加了“灾年”出现的可能性。中国足球的未来路在何方？在冰与火的交织中涅槃，还是在内忧外困中死去……审判的目的不是为发泄，而是在理性的思辩中寻找生存的方向。
西亚阴谋得逞，亚足联一夜成了阿拉伯人的天下，但是中国足协却仍然陶醉在“上上签”的黄粱美梦中。
11月17日晚23点00分，科威特队以一个进球数的优势宣告中国队“死亡”。在失去出线权后的一个多小时里，负责主场工作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站在天河体育场里，凝望着身前在混和区里接受采访的一干落寞身影，感叹道：“时间过得真快啊，2001年10月7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虽然已经过去了3年整40天……”显然，身为代表团团长亲自率队获得世界杯出线权，无疑是南勇迄今为止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也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的事情。
自豪之余，我们似乎忘记了决定成功与否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有人将此归功于主教练米卢的个人执教水平；有人认为出线仅仅是因为中国队抽到了一支“上上签”，是张吉龙的“上帝之手”把中国队抽进了世界杯；有人认为那支中国队是历史上矛盾最少、最为团结的球队，是球员努力的结果……凡此种种，说法不一。但是大家却忘记了，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正是“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中国队才最终取得成功。而在我们成功之后直到今年11月17日这三年多时间里，“内因”已是物似人非，而“外因”已成昨日黄花，但遗憾的是，中国足协的头头脑脑们却一直忽略了这方面的变化，导致最终的苦果。
以2002年8月亚足联吉隆坡全体代表大会为标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东西对峙”的亚洲足坛政治格局因为卡塔尔人哈曼当选亚足联新一任主席而被彻底打破，亚洲足坛权力重心开始向西亚“倾斜”。这个改变最突出地体现在亚足联下属两个最重要的委员会——竞赛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实权全部落到西亚人手中。之前，竞赛委员会主席是来自中国的张吉龙，而叙利亚的布佐将军则担任裁判委员会主席一职务。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足协在亚足联中任职的官员也由吉隆坡前的8人减少到4人：亚足联副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张吉龙、女子委员会副主席张健强、竞赛委员会委员杨一民、新闻委员会委员王斌。而东亚另外两强韩国与日本在亚足联中的任职官员人数也相应减少。随后，哈曼公开“逼宫”，提出由亚足联主席直接兼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议案，直逼东亚仅剩的一位实权派人物郑梦准交权。不过，此举最终未能获得成功。
西亚诸国之所以来势如此凶猛，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对2002年世界杯上亚洲4支代表队东亚占据3席的一种报复，因为在此前几届世界杯赛上，东亚和西亚的参赛队数始终是相同的。这届杯赛，韩国队与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已经自动获得参赛权，而中国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预选赛中谋取到了最大利益，加上球队在比赛中发挥出了水平，也拿到了一张入场券，这让西亚颇为嫉恨。记者依然清楚地记得，当2001年6月1日在曼谷举行的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分组抽签揭晓后，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诸多西亚国家在内的足协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明确表示：“这次算你们的张吉龙狠，但肯定不会有下一次了！”
丘吉尔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西亚诸强虎视眈眈，东亚盟友渐行渐远，中国足球在“东西对峙”的夹缝中艰难求存。
三年多过去了，仔细琢磨与回味3年多前那些西亚足协领导人的讲话，再结合哈曼出任主席之后亚足联领导层权力的变化，其实我们不难想象韩日世界杯赛后，中国足球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已很难维持当年的那种有利局面。对于这一外部形势的变化，中国足球界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和思想准备，自然也就谈不上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再加上中国足协内部领导人之间出现的一些变化，对外交往过程中的中国势力被进一步被削弱，使得中国足球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局面。这在竞赛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像大连实德队参加亚冠联赛、国奥队征战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在亚洲杯决赛中以及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吃裁判的“亏”等等情况。
邱吉尔曾说过，“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足球的对外交流。在2003年10月于多哈召开的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上，当时亚足联曾希望以国际足联最新排名作为确定世界杯预选赛参赛队的分档依据，但随后杨一民便联手韩、日两国代表推翻了这一方案，最终让亚足联通过了“中国方案”，即以韩日世界杯赛成绩作为分档依据。由于中国队当时的国际足联排名未进亚洲前八，一旦落选种子，将极有可能与韩国队或者日本队同组。韩、日两国虽然实力出众，但也顾忌在第一阶段小组赛就与中国直接交火。共同“利益”的驱动下，韩日代表最终赞成了中国的提议。
中国庞大的足球市场让亚足联市场开发官员垂涎已久，但遗憾的是，中国足协却并没有打好这张王牌，在与西亚的斗争中没有为中国足球发展创造出一个更有利的大环境。
例如，负责外事工作的张吉龙这些年出访的次数较以往明显少了，而且在亚洲足坛、国际足坛也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中国足协形象的言论。而今年的奥运会预选赛，中国足协与老盟友韩国队关系一度僵持；随后亚洲杯敏感的中日对决，又让日本足协离我们远去。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中国在亚洲足坛越来越“孤立”。
“非典”冲了龙王庙，亚足联乘机进行赛制大调整。在国奥和国家队比赛的双重冲击下，中国足协的“政绩工程——中超联赛仓促上马。
年初曾称为“中国足球大年”的2004年之所以最终变为“灾年”，固然有足协、球队与教练等本身的因素，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2003年上半年那场波及亚洲众多国家与地区的“非典”，最终促使亚足联借机对整个亚洲范围内的赛事进行赛程、赛制方面的突然大调整，而大调整之后的中国足协对于新形势下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估计不足，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足球矛盾的激化。
2003年7月15日，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在吉隆坡召开会议，作出一个“革命性”决定：2006年德国世界杯预选赛将采用“国际足联指定国家队比赛日方案”，随后2007年亚洲杯赛、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2011年亚洲杯赛等也全部按此方案实施。国家队的比赛将以四年为一个周期。以2004年到2007年这第一个四年为例。这四年中有2006年世界杯赛和2007年亚洲杯赛两项最重要的赛事。2004年和2005年，亚洲的28支顶尖球队将利用国际足联所指定的国家队比赛日来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至2006年，2007年亚洲杯赛的预选赛又将在亚洲范围内全面展开。预选赛同样还是分成7个小组，每个组还是4个队，每个队有6场比赛，同样在“国家队比赛日”中完成。至2007年，亚洲水平最高的16支球队将参加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
而且，为了完成按照国际足联所制定的“全球统一竞赛时间表”走，亚洲杯赛决赛阶段比赛今后将全部安排在6、7、8这三个月中进行。在2007年下半年，亚洲各国家队都有一个时间缓冲，以便进行调整。而到了2008年，新一轮的四年周期将重新开始。
这一方案实施后，亚洲国家队比赛将与世界足坛重心的欧洲采用同一步调，这避免了在欧洲效力的亚洲球员回国参赛遇到阻力的问题，同时也在客观上鼓励更多的亚洲球员到欧洲高水平联赛中去经受锻炼。应该当说，这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有利的。
当时，中国足协的阎世铎、张吉龙和杨一民三位副主席都在吉隆坡现场。杨一民还曾对阎世铎表示说：“中国足球明年2004年要迎来一场大革命！我觉得中国职业化以来的固有思路必须要改变，新赛制要求我们的联赛必须要与国际真正接轨。外部环境的变化决定中国足球已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只抓国家队一头了。之前，我们虽然总是说联赛为本，可一到世界杯预选赛或者是奥运会预选赛总是要给国字号‘让路’，联赛被冲得七零八落。以前为了一场比赛经常给国家队留出三四周的备战时间，但现在是一月一赛，要还按老办法处理，联赛根本没法打了。这就要求足协必须把联赛放在首位，只有狠抓俱乐部的水平，国家队水平才有可能提高。这就可以做到真正以联赛为本了。”
应该说，中国足协的各位高层领导对于新赛制的分析和认识是不错的，但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由于“非典”的原因，本应在2003年10月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被迫延期到2004年5月12日才结束。受总局“出线战略”的压迫，足协在国奥队参赛期间依然沿用了长期集训的办法，这就使得2004年中超联赛安排成了大问题。
亚足联市场开发公司的高官当时就建议中国足协暂缓推出“中超联赛”，亚足联秘书处竞赛部主任卡洛对记者表示：“有关中国要在2004年推出全新超级联赛的计划我们早就听说了，但亚足联现正在理顺内部的各种关系，实施全新的竞赛体系。我们很清楚，新竞赛体系出台之后，下属会员协会国内的联赛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到了2005年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你们何必非要赶着和亚足联改制相撞呢？”
就连“外人”也看出来中超联赛只是一个仓促上马的“政绩工程”，但中国足协却坚持一意孤行，这无疑也为“灾年”埋下了隐患。在国奥队冲击雅典失利后仅仅3天，中超联赛在悲伤的气氛中开锣了，但繁密的赛程仍然直接影响到国家队的备战。最典型的就是，由于年初在制定联赛赛程时，足协把国奥队参加雅典奥运会决赛阶段比赛需要“让路”的情况也考虑进去了。虽然国奥队没能出线，但从亚洲杯结束到9月8日马中之战前的联赛却依然全部暂停，并未进行及时调整，白白浪费一个多月。这只能说，足协缺乏变通与调整的经验。
同样是新赛制，同样需要参加奥运会预选赛，韩、日两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两国早就采用了国家队、国奥队备战“短期集训”的办法，而且积累了一套相对丰富的经验。反观最终将中国队挤出八强的科威特足协，他们就在新赛制下作出了重大调整，将2004－05年度的联赛从原定今年8月开始，推迟到明年1月份开始，国家队采用长期集训的办法备战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三场小组赛。尽管这一做法是目前国内坚决反对的，但科威特队最终却取得了成功。
三年无大赛，并不等于国家队三年无比赛。内治、外交双管其下，中国足球在变革，在重生，在呐喊。
2004“灾年”一说目前已可盖棺定论，现在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问题是：未来，何去何从？！在中超投资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改革联赛已成大势，无可逆转。但在“内治”的同时，中国足协也不能忽视“外交”，只有为自己赢得一个比较宽松而良好的国际大环境，中国足球才有可能取得更大发展。虽然在未来3年内，国家队都没有重大比赛任务，但是足协却不能因此就疏于这方面的工作。
明年的东亚4强赛可能是中国队参加的为数不多的洲际比赛。我们正好借此修复与韩国等盟友的关系，以争取在“东西对峙”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前中韩、中日之间尚有国家队之间的双边互访赛，但这样的交流比赛已经停办数年，而相对的，韩日之间的足球互访赛却从国家队发展到了国奥队、大学生队、青年队甚至是少年队。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足协在整个亚洲足坛就显得有些“孤立”了，这对今后国家队、国奥队甚至俱乐部球队参加亚洲大赛都非常不利。在“东西之争”中，韩、日两强由于在整个亚洲足坛还是有一定“话语权”，加上球队本身有实力基础作为保障，西亚在与东亚“过不去”时，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最终受到伤害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国。
另外“市场牌”也是中国足协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中国潜在的庞大足球市场，是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有力资本。但是手握资源，如何为中国足球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中国足协在足球改革时必须认真加以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作者： 马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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