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本报记者来到了李导的家，当记者在与他的交流中表达出对7比0这场比赛真实性的质疑时，这位非常难过甚至心碎的中方教练组组长才首次敞开心扉，讲述了7比0前前后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放不放我们必须心中有 一个底，但被告诉正常打。”
《足球》：11·17之战的最后一幕至今让我难忘，就是你和徐涛两个人在场边焦急地向场内的队员们比画着“还差一个”。
李树斌：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已经是在“苛求”场上的队员了。我们当然能够看得出来队员们在当时已经拼尽全力了，可是没有办法，从上半时大羽打进第一个球开始，我们就不断要求他们继续进攻、继续进球……说实在的，我们最后能够打7个已经是一种超能量的发挥，已经是一种奇迹，但当我们最后得知那边的比分是6比1的时候，我们只能让队员们再拼一个，虽然时间已经用尽，但我们确实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当时徐涛都已经冲进场内去了，我们太希望比赛多补时几分钟了，但最终的事实却是，我们就差一个球，就差几分钟，这样的结束方式不仅仅残酷，而且残忍。
在你们做最后努力的时候，汉似乎已经放弃了，他呆坐在教练席上。
是的。那是因为我们曾经一度听错了那边的比分，以为科威特队已经7比1领先了，所以汉的表现可能是因为他以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那样需要我们打9比0，而当时我们仅仅进了5个球，在最后的几分钟打入四个球，确实已经非常困难。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7比0绝对是假球，只不过我们打假球的技术没有科威特人高明，最后被人家联手给玩弄了。
7比0，假球？我觉得这种说法造成的伤害比我们最终出局还要大。其实这也是我很长时间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一个原因所在——似乎只有我们承认11·17之战确实是假球，这样才没有欺骗全国球迷。似乎我们这些搞专业的教练真的连净胜球、进球数的关系都算不明白。很多事情我们该对外面讲的：11月17日那天的战前动员会上，杨主席（杨一民）明确告诉大家，中国足协没有做任何工作，必须丢掉幻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出线机会。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是足协领导不方便公开表示香港队会放我们，在对球员们讲官话。但事实上，最终在比赛之前我们教练组也就这个问题问了上面，因为不管怎样，放还是不放我们必须心中有个底，如果香港队真的打算放我们，我们肯定会根据“默契球”去制定相应的战术，但我们得到的消息也是“这场比赛绝对是正常打”。而在得知了香港队确实不会放我们之后，我们只有告诉队员开场就用气势压倒香港队，可能你们都忘记了当时场上的细节，开场不久，小肇在中场就用一个飞铲放倒了对方球员，这样给香港队在心理上就造成一定忌惮。
那你认为我们凭借正常的实力能够打香港队7比0吗，还有5比0之后，是不是我们觉得已经在净胜球上超过了科威特队，所以不继续进攻，免得引起外界疑问。
我们不能只看这个结果，更要看一看进球的过程。像我前面说的，比赛一开始我们就用气势压倒了对手，大羽的进球非常快，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就是魏新在那场比赛中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正是魏新连续几次的长袭突破，彻底打乱了香港队的防线，所以我们在上半时打3比0很正常；而下半时我们在开局体力好的时候利用左路的突破再进两个球也是战术发挥得当。
5比0之后我们也依然要求队员继续进攻，而且是能打多少打多少，为什么没有进球？后来我又重新观看了比赛录像发现，除了体力原因之外，在我们打进第5个进球之后，香港队主教练黎新祥迅速针对我们的战术进行了调整，他们中路的一个防守队员调到了左路，一下子就限制了阎嵩的突破。而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魏新已经体力不支下场，攻势全部在左路，包括邵佳一、阎嵩、周挺三人都从左边发起进攻，但黎新祥的调整十分有针对性，如果他们真想放的话，根本不用采取这么有针对性的防守，或者说压出来打就完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组织阵地进攻，只能干脆就是大脚向禁区内吊球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段关键的时间证明香港队绝没有放水。
“应该客观地评价汉在中国的执教，说汉和中方教练组有矛盾太夸张了。”
但不管怎样，相对最后的结局，中间的过程已经不再重要。汉现在已经离去了，最后一夜你们是怎样度过的？
那天回到酒店之后，大家都自发来到了餐厅，但是没有人吃东西，大家只是默默地坐着。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后在一起的时间了，因为等到天亮的时候，大家就会各奔东西，而下一次再次聚到一起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最后的晚餐成了告别，回到房间后大家仍然是互相说着再见。那一夜根本无人能够入眠，那一夜大家心底都有泪，天就这样亮了。这些天，我总是想起汉说的那句话，“一夜过后，发现竟然就这样结束了，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了”，直到现在，那种莫名的失落仍然难以挥去，心中真的好压抑，有时候我干脆就推开窗户大口呼吸一下外面的冷空气。
努力了两年，到最后国家队留下的只有失落与压抑，你们觉得甘心吗？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国家队与地方队最大的不同。从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我就在俱乐部队执教，在俱乐部队，你永远是有机会的，如果今天输了一场，我们可以通过下一场扳回来，上半年打不好，下半年也可以追回来。但是在国家队，一场比赛打不好，便再也没有了翻盘的机会，一次错误便不可以弥补。结果不幸真的降临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面对的只有解散。
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汉究竟应该为这次冲击失利负多大的责任，从助手的角度，你是如何看待汉的执教能力的？
其实汉的水平到底如何，是不应该由我来评价的，因为我们毕竟曾经是同事。如果非要我说的话，我只能说必须客观评价汉在中国的这两年。有一点，可以说是我们中方教练组共同的认识，汉还是有能力的，至少从他的训练手段来看绝对是有东西的，也是值得我们中国教练学习的。举个例子，有人说今年我们的训练就是简单的分组对抗，但这是因为我们今年的比赛比较多，年初开始的世界杯预选赛到夏天的亚洲杯再到预选赛，几乎都连到一起了，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分组找到最佳的队员组合，也让他们配合更默契。相比之下，去年因为非典我们的比赛较少，那时候国家队的训练手段便很多，因为那时主要还是打基础、熟悉战术的阶段。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汉没有过国家队经历就认为他没有参加国际大赛的经验，而就此推论是他造成了国家队最终失去小组出线的机会。国家队出局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其中有主教练汉的责任，他毕竟不是神，既可能有出色的指挥，也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出现昏招。除了汉之外，该负责的还包括我们中方教练组，毕竟我们也参与了战术方案的制订。
那么你认为造成国家队失利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那只能说是我们没能打好客场与科威特的那场比赛。现在想一想那场比赛失利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人员极其不整齐，准备时间又短，而那场比赛根据场上变化战术调整得不好，比如下半时开始之后队员压上过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队员不太适应科威特凶狠的逼抢，直接导致那场比赛失利。应该说我们在那场比赛犯下了一些低级错误，而正是这些错误改变了国家队的命运。
关于坊间流传的汉与中方教练不和的说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给足协写的总结报告中有一处提到了中方教练与汉的合作，我认为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在一起交流得还不够，但是如果上升到内部失和显然有些夸张了。
“选帅应该尽快进行，国家队应该尽快重新组建。”
国家队现在已经解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是否真的像传言那样去中青队？
从广州回来之前，足协领导便交待我们要对国家队这两年的训练、比赛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并不只是单单就11·17进行总结，这是一个复杂的工作，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根本没有和任何球队进行过接触。现在关于我本人去向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我也没有打算去中青队担任教练。
从国家队教练的角度看，你认为国家队的未来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虽然在未来几年国家队没有大的比赛任务，但是从国家队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国足必须尽快重新组建。虽然这一次我们冲击失利了，但事实证明中国队员现在无论是踢球的思路还是对足球的理解上，与原来比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我们已经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这条路不应该因为这次的失败就不再坚持走下去，或者再次返回到起点重走。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国队还应该请外教吗？
中国足球这些年坚持为国家队聘请外籍教练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从霍顿到米卢再到阿里·汉，现在的国家队几乎都是经历过这三任外教的队员。三个人虽然各自的经历、业绩不同，但是他们对于欧洲先进足球的思维理解是相通的，也正是因为三任外教的接连执教，使我们的队员在足球观念上已经与欧洲足球越来越接近。如果未来几年我们不设国家队，这势必会破坏这种理念的连续性、稳定性。此外，尽快组建国家队，可以使中青队中的一些优秀年轻球员有更多机会与其他大龄国脚合练，这样对这些年轻球员在未年的国奥队中成为核心队员也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你觉得未来国家队的主教练选择应该有哪些要求，是名气还是经历？
我觉得中国足球要想选择最适合的主教练倒是更应该看重海外执教经历这一点，只有具有海外执教经验的外籍教练才能更知道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与陌生的人进行沟通。这样双方很快就可以融合在一起，互相理解起对方的思维会更容易、更深刻。当然，名帅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毕竟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那些大牌教练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名帅过去执教的都是强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像弗格森手中的曼联、温格手中的阿森纳、里皮手中的尤文图斯，谁能保证他们离开这些球队来到中国队一样会成功呢？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