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来临时那种灰暗的感觉王庆生仍然难忘。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儿子退学了，家里的地被征了，妻子的工作没了，生活中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他可以每天用12个小时换来一个月两千元的收入。人到中年却要离妻别子，连家都没了，还只能在广州瞪着眼睛拼命，他心力交瘁。
2004年11月15日，在广州开出租车的王庆生依约来到《足球》编辑部。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述中，他甚至记不清第一个认真倾听他故事的编辑的名字，才41岁的人，记性已经快赶上老年人了。王庆生说这是他长期精神高度集中的结果，通俗地说就是神经衰弱。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全家人的重担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压力可想而知。现在的王庆生一碰到紧张的事情手就发抖，尤其是一看到交警，他就会忐忑不安以为自己是不是又出了什么差错要被罚款。一天12小时紧张地注视着未知的前方，只有收车回到江夏他自己租下的宿舍后，他才能长舒一口气。
有一个相熟的工友在广州与他邂逅时惊讶地大叫：“庆生，你怎么一下子白头发多了这么多？”没人能想象他的苦，踢球这条路，是他替儿子选的，在儿子王帅四五岁的时候，他就把孩子交给了叔叔王德龙。王帅八九岁的时候，严格的王德龙带领着他们一群孩子每天早上五点就开始训练，无论刮风下雨，甚至连洪水来时，只要能找到一块能踢球的空地，他们的训练就不会中断。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训练，王帅后来才会很顺利地被安徽著名的足球小学回民小学看中，后又被上海的东方明珠俱乐部看中，以一千块钱的价格把当时才12岁的王帅从回民小学带到上海。“一个小孩12岁就被人挖走，所以我觉得贝贝（王帅的小名）肯定能踢出来。”王庆生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脸上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孩子踢球初期他那幸福的感觉太难忘了——对手太差，贝贝疯狂地进球，他则忙于给观众们发烟。因为只要有进球，大人们就会喊：“谁家的孩子？快发一根烟。”结果一场比赛下来，王庆生的烟总不够分。那时王家家境不错，他不计成本地跟着孩子去延边、去成都比赛，既能旅游又能看儿子威风的感觉好得不得了。
但后来的事情让王庆生心碎。儿子不仅没有踢出来，现在还得了病。病根是在儿子代表某个中超俱乐部的预备队打比赛的时候落下的，当时王帅发着高烧，但是因为队中缺人，结果还是被教练派上场了。这场球踢下来，王帅就好像有了内伤，平时训练基本上好端端的，比赛什么的也问题不大，但是只要训练一上量，他就会出现贫血，这么一个怪病，找了几个医生都束手无策。
在记者的数码相机上，王庆生看到了回到宋滩村的王帅，已经半年多没见过儿子的王庆生看得很认真：“贝贝的头发怎么长了这么多？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当然没有精神了，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呢！”记者的坦率让王庆生一震，他给儿子设计的几条出路目前看来希望都不大：球想继续踢下去，但不知道有没有俱乐部愿意给王帅一个机会；想参加高考，考个两百多分就能上安徽师大，但是学业丢荒多年的王帅说他每次上英语和数学课就像听天书；最后一条路就是去参军，但退伍后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总之哪条路看起来都不光明。好在女儿稍稍让他放心，目前在蚌埠业余体校女足队的王聪学习成绩相当不错，以后顺顺利利考个大学没问题。
当记者把家里的情况和王德山开荒的场面如实告诉王庆生的时候，他一声长叹：“有什么办法！谁不想让自己的老父老母安享晚年？我不是不孝，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啊！”王庆生现在很辛苦，但只怕他的辛苦还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四十不惑，但41岁的王庆生现在实在迷惑得很。他现在只有两个愿望，一是能还清两万多块的外债，二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治好病，至于儿子能不能踢球，那已经不重要了。他指着自己的胃说：“我这里已经坏了，我想我将来一定会得胃癌的。但我无所谓，我只希望有医生能治好我儿子的病。为足球，我们家已经疯掉了一个，我不想我儿子也成为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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