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俊生是个好同志。
记得《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索亚离家出走，镇上的人以为他死了，于是为他召开了追悼会。索亚躲在暗处看大家怎么缅怀他，却意外地发现平时讨厌他的人居然也象模象样地说了他一大堆的好话，弄得他摸不着头脑。
现在，王俊生不在他原来的位置上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将对他重新评价，一些曾经猛烈抨击过他的人也会突然之间发现“老王是个好人哪”，就象镇上的人缅怀索亚一样。
失去的往往是最好的。
评价王俊生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象是玻璃窗上的苍蝇一样暴露在人们面前，我们要做的只是确定评价标准，然后一条一条地套就行了。
我们不妨设定三条标准，即能力，政绩和私德。
在我们的官僚体系里，能力和政绩通常不是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所以，王俊生的离去并不代表官方在这方面对他满意或是不满意，让我们撇开他们。
王俊生的能力大抵很少受到肯定，因为中国足协在相当多事情的处理上显然没有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他们经常性地考虑不周。具体的例子我们不必去举，即使是最差劲的记者也可以说上几条来吸引读者。不过，我们不排除王俊生的能力发挥受到了某些限制或干预，但是在王俊生的回忆录发表并证明这一点之前，我们只能尊重大家的评价。
王俊生的政绩要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也即是足球职业化和冲出亚洲。外部就不用说了，女足的成就无法遮掩男足的失败；而对于内部，我们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评价，因为我们缺乏参照物。如果我们一定要拿越南足球的职业化或是中国篮球排球什么的职业化来比较的话，那我们简直就要对王俊生山呼万岁了，他简直就是个英明领袖。不过我们最终宁可相信这样的说法：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进程中，王俊生是有功劳的。
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无法回避，王俊生并不是中国足球的掌舵人，至少在名义上不是，那么我们凭什么要他“所有事情都一个人扛”？在我们的官僚体系里，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谁说得清？譬如说我们的电信行业和金融行业赚大钱，这与他们领导的能力有多大关系吗？
所以戴大洪说：“我跟王俊生本人没什么过不去的，他只是中国足协的一个符号，谁坐在他的位置上都一样。”
这样看来，对于王俊生的能力和政绩的评价确实没有什么意义。袁伟民当了局长，在他升迁的理由里，我们看得见能力和政绩吗？
于是，我们很老百姓地去看王俊生的私德，也即是人品。
本人与王俊生打交道只有一次，大致没有什么资格对他的私德说三道四，但在笔者的耳朵里所听到的对王俊生人品的评价，只听见有说好的，没听见有说坏的，不知这是否可以说明什么问题。王俊生这几年挨的骂如果不是罄竹难书的话，至少也接近林彪四人帮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让王俊生动一动“打官司挣精神损失费”的念头，然而王俊生没有。
就在不久前，王俊生表示自己对戴大洪“很佩服”，同时也表示“欢迎大家批评，你们不批评，我怎么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既然我做事可以出错，就算你们批评错了又有关系？”
王俊生很大度，至少他表现得很大度。对于官来说，这确实很不容易。
这样看来，在把“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标签从自己脸上撕去之后，王俊生很可能是个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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