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赛季的中超联赛，与其说是在球场上进行，倒不如说是在会场上进行———前者的主角是球员与教练，玩着“假赌黑”的游戏，闹着欠薪、吸毒、性乱之类的新闻。动静倒挺大，但都是老一套，大家早就见怪不怪，因此根本吸引不了多少看客；后者的主角是投资人与足协，换成时髦的称呼，就是“改革派”与“保皇派”，双方唇枪舌剑，时而斗争，时而媾和。虽然动的只是嘴巴，但好戏连台，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就精彩程度而言，这样的场面，是中国足球职业化11年从来没有的。
中超从足球联赛异化为足球革命，大概是其设计者及参与的人们都未能想到的。然而，中超的异化从一开始就似乎是注定的，这从它的“洋泾浜”名字就可以看出端倪，英国人管自己的超级联赛叫“premierleague”，而以英超为蓝本的中超却成了“superleague”。
借名字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不足以道出中超元年乱象环生的原因。真实的情形是，就其生存的经济基础而言，就生产关系而言，就生产要素而言，中超与甲A没有任何的区别。改头换面的中超并非资产重组的产品，只是一个画在草纸上的大饼。
糟糕的是，它还把过去的错误一一继承了下来，这是基因决定的问题。即便更改了名称，中超也不能改变甲A时代所延续的落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激烈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空前混乱。
人们在谈及中超元年印象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混乱。中超之混乱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显性的，是公开的，是大家都看见的；一种是隐性的，是背地里的，是看不见的。
显性混乱表现为罢赛———10月2日，北京国安喊出了“老子比窦娥还冤”，并且开启了中国足球史上罢赛的先河；欠薪———以中超冠军深圳健力宝队最为典型，欠钱已成了中超乃至中甲见怪不怪的话题；竖中指———继周宁之后，四川冠城队姜坤也加入了侮辱球迷的行列之中，结果遭到了中国足协全年禁赛的处罚。
隐性混乱更是数不胜数。假球———中超元年联赛不过才22轮，但“疑似”假球恐怕超过了22场；黑哨———龚建平的入狱以及死亡，不仅没有扼制黑哨，反而使得黑哨越来越多，2004年度被足协处理的裁判达9位之多；吸毒———中国足球惊爆首例“涉毒事件”，原辽足门将刘建生因尿检呈阳性，并且显示其中有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这两种冰毒的成分，中超球员场外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说到底是秩序的混乱，是机制的混乱，是管理体系的混乱。一言以蔽之，中超元年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几乎是下意识的，人们将矛头对准了中国足协。而当矛盾累积到一定阶段，“革命”的风波就必定要到来。然而，排除激愤，我们会发现足协也是落后体制的牺牲品。阎世铎等官员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但改革的确是难度重重，一时让人无从下手。
投资人也好，足协也好，他们由臀部思考作出的种种决定，只能让球迷们用脚作出回答。所幸的是，尽管他们都属于中国足球的既得利益阶层，尽管他们都要维护各自的利益所在，但他们都已经意识到摆脱中国足球的经济危机，显然仅仅靠比赛的胜利和几个宝贝的跳舞是不够的。
从这个意义出发，2004年之混乱，之惨败，之冷清，具有改革催化剂的重要作用。用一句官话来说，2004是中国职业足球史上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一年。
谁是解惑人
国字号三大皆空，联赛祸起萧墙，假赌毒黑横行肆虐，眼前乱糟糟的一切严重地背离了美好的初衷，是为何故？
如果非要追出个究竟来，足协、俱乐部、球员、裁判乃至媒体恐怕都难辞其咎。作为中国足球人，构成中国足球运动的主体，他们对于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所贡献出的力量并没有原应付出的那么大，在越来越乱的中国足球环境的倒影中，他们的身影反而更清晰，显然他们所扮演的某些角色并不光彩。
一个问题是，中国足球的疑惑已经产生，但解惑人又在何处？
关键词一：足协之惑
中国足协，到底算是一种什么机构？一套人马两个班子，他们的另一个名字叫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个在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团体，但目前它行使着政府职能。一句话，中国足协的一切决定，代表着政府的利益和态度。
·定位不明确
尽管从法律上讲，足协是一个民间团体，但他们从来就不回避自己的官方身份。
以阎世铎为例，谈到自己的去留时，他大大方方的表示头上的乌纱帽可以随时交出去；再比如，阎世铎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就是“杀无赦，斩立决”，这是典型的封建官僚使用的话语，这些活生生充满官本位气味的例子，都表明阎世铎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政府官员，事实上也是如此。
如果单单作为联赛的监督者，足协的官方身份不是个问题，但有着政府职能的足协却在职业联赛中占有绝对主导和核心地位，集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监督权于一身。职业联赛，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市场行为，足协以官方的形式介入市场行为，本身就是政企不分。足协给自己的定位为职业联赛的发展套上了枷锁，直至造成今天的局面。
·无能者无为
既然足协要揽大权于一身，就得作出一个让人信服的榜样来。但现在的情形是，足球联赛在足协的一手包揽下，江河日下，分崩离析，即使中超替代甲A，但也难挽救联赛衰败之大势，已经快烂得底儿掉的中国足球，中国足协要负首要责任。
朝令夕改是足协的一贯作风。行政命令，长官意志，这些陈规陋习足协演绎得淋漓尽致。中超作为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在联赛的组织运作上，屡屡出现足协不严肃不正规的做法。
比如为了给国奥让路，给国足让路随意更改联赛赛程；比如为满足改革派的要求，足协答应中超取消降级；再比如，足协喊了很久的打假风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直到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也是足协的一贯德行。在国际管理集团和ISL因为各自原因，不再代理中国顶级联赛的商务开发后，足协将商务开发转到自己控股的福特宝公司名下。而在2002年世界杯赛惨败之后，缺乏经验的福特宝显然无力扭转经营上的颓势，以至于阎世铎费尽心机打造的中超品牌，竟然险些陷于无人喝彩的境地！最终在距离中超开赛还有二十几天的时候，低价给了西门子。
而在中国之队的开发上，福特宝更是罪孽深重。国家队近两年来几乎从没有找到真正有针对性的热身对手，惟一的大牌对手巴西队还是看中了125万美金出场费。
关键词二：俱乐部之惑
按说俱乐部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他们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但奇怪的是，在中超日益混乱的时刻，在徐明、张海等人率先举起大旗造反的时刻，将近一半的俱乐部却选择了中立或者反对，他们对徐明等人的行为无动于衷甚至公开讨伐，有人把俱乐部的这种分化称作保皇派和改革派。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改革派
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北京国安、辽宁抚顺、青岛贝莱特、四川冠城、上海国际，这七家俱乐部结成一个“G7”同盟，掀起了一股来势汹汹的改革浪潮。
以徐明为首，改革派抛出了内容详细而且完备的联赛改革方案，以向足协索要联赛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为动力，锲而不舍地坚持着“改革”行为。
人们尽可以质疑徐明们的革命动机，却不能否认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有一句话说得好，不能因为革命者的身份，就怀疑革命本身。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这一点足协认识得也非常清楚。因此，当改革派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共鸣。
·保皇派
上海申花和山东鲁能是明确反对所谓的改革行为的，其实说到底都是派系惹的祸。
像重庆力帆俱乐部反对就是因为他们吃过太多派系的苦，而上海申花和山东鲁能则因为自身利益的关系而明确反对改革。某俱乐部老总就表示：“中国足球确实需要改革，但也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按章办事，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立场不同是基于利益有别。作为中超委员会的常委，具有深厚国有资产背景的上海申花和山东鲁能持反对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天津泰达、沈阳金德等民营俱乐部则有明哲保身之嫌，他们不愿“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资本要权的游戏他们还玩不起。
关键词三：裁判之惑
中超大乱，裁判也遭了殃。虽然说裁判的名声从来就没好过，一直背着“黑哨”的骂名，但起码裁判在球场上还维持着一定的威信。可今年不同，裁判在球场内外甚至遭到了人身攻击。
作为中国联赛金哨之一，孙葆洁曾在中超开幕式上代表裁判员宣誓，结果竟然遭到现场观众的起哄。7月11日，龚建平死去，这个“打假扫黑”风暴的牺牲品，承担了不应他自己一人承担的罪过，他的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也掀起了中国足球界对打假问题的反省和深思。周伟新属于不幸撞到了枪口上，虽说裁委会一致认为他的判罚并没有原则性错误，但足协还是给了他停哨八场的公开处罚。
李福长则属于流年不利，先是执法京津之战被球迷砸破头，后在杭州执法中甲遭遇车祸，险些丢了性命。不过此时足协主动站出来表示承担一部分医药费，表现出了人道主义精神，但谁知道这个高姿态是不是在安慰工作环境日渐恶劣的裁判们呢？
而对于出现的争议，足协并未有力的维护裁判的权威，甚至在某种时刻，还被扔出去为足协垫背。由于足协的地位遭到广泛质疑，各俱乐部越来越肆无忌惮，裁判在赛场上的地位更无足轻重，队员教练群起围攻的现象屡见不鲜。
本报记者：寇国莹/舒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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