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日，一年一度的国内球员转会大门正式开启，从这天开始，球员们可以向自己所在的俱乐部递交转会申请。
今年元旦，中国足协公布了2004年申请转会球员的正式大名单，总人数高达586人，创新纪录。
在这类年度球员转会中，只有中国大陆的联赛转会规则变化无常，与国际惯例相离甚远。
与国际通行的各家俱乐部间自由买卖球员不同，多年来中国联赛一直实行“摘牌制”，也就是先将要转会的球员挂上榜，然后由各家俱乐部按照联赛成绩排名，从低到高依次摘取球员，每队都有摘牌名额限制，也会有俱乐部因为在赛季中违规，被剥夺“摘牌权”。
这种本意是要平衡各队的实力，增加比赛的观赏性的做法，因背离市场规律，使转会市场变得混乱：俱乐部和球员都常常找不到心仪的对象，只能强忍于“截到谁是谁”和“被谁截了就跟谁”的包办；一些球星为防摘牌顺位靠前的小俱乐部截杀，与买家卖家串通，给自己标上虚无的巨额转会费；这使得每年成功转会的上榜球员少之又少，比例最高的1998年也仅为24.1%，每年下岗人数众多，惨不忍睹。直到2003年，首次实行有自由转会球员制度，每家俱乐部允许自由买卖一名球员，足协也开始干涉卖方俱乐部对球员的定价。
无奈上榜 命运悲惨
与往届不同，今年中国足协规定：球员转会不必实行摘牌制，每家俱乐部可自由买卖转入五名球员。
依照足协规定，球员提出转会申请，必须得到俱乐部盖章确认同意，同时附上球员工资收入证明和以此为基数计算出来的转会费数额。经过核实后，中国足协再将提出转会申请并得到俱乐部同意的球员名单张榜公布。
今年上榜的明星球员和新老国脚人数众多，其中很多球员是被迫上榜，最大的原因是下赛季中超的运行模式和2004年俱乐部经营困难引发的欠薪现象。
在以往的转会期内，球员会在高额签字费、年薪和工作环境的影响下，寻找跳槽机会，俱乐部也愿意花大价钱诱引球员加盟。
但2004年12月份的香河会议上，辽宁俱乐部的张曙光提出“未来三年中超联赛只升不降”的意见，改变了俱乐部心中的算盘。俱乐部认为，在未来没有降级压力的情况下，甩卖掉队内的大牌，新赛季用每个月几千块钱就能“打发”的新人，减少俱乐部巨大的开支。腕儿们动辄百万的薪酬已让俱乐部苦不堪言，不如趁早卖个好价钱。也有俱乐部并不是要真正卖掉大牌，他们将一些大牌挂牌，再标以高价，使他人无力购买，然后借机逼迫要“下岗”的大牌降低工资和奖金，签定新的合同。
在过去的一年里，俱乐部欠发球员薪水的现像屡见不鲜，球员也对俱乐部心灰意冷。
深圳健力宝的李玮峰和郑智在率队夺得首个中超冠军后，面对来年能参加A3和亚洲冠军联赛的机会，还是选择了上榜。
同样是被拖欠工资，上海国际的江津、祁宏、申思就没这么幸运了。印尼三林集团收购了俱乐部后台上海中远的股权后，已明确表示：明年不再玩足球。此时的俱乐部急欲卖人换钱，以防血本无归。俱乐部向三人提出的“如同意不付拖欠的(2004年)工资，就可下调转会费”，遭到三人的强烈反对，并表示“如不付清工资，就不签字上榜”。但最终三人都没能熬过俱乐部，只是领了欠条，就草草上榜。
与这些能自己决定是否上榜的球员相比，更多员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俱乐部挂上榜。
大连实德一口气挂出7名一线队员，其中的王鹏、安琦、张亚霖、张耀坤都是绝对主力。2005年伊始，实德也开始拖欠球员奖金,这是前几年未有的现象。
转会费害了球员？
今年上榜球员被标的转会费受到的争议最大。在最初的由各俱乐部上报的转会费中，深圳健力宝的郑智和李玮峰被分别标出了1600万和1300万人民币的高价，成为“标王”，标价在前10名的球员的身价也都超过了800万，这在以前是重来没有过的。
200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足协公布了“甩干”后的球员转会价格，身价超过或等于400万的人数达到17人，十大身价最高球员集中在深圳健力宝、青岛中能、天津泰达和上海国际四家俱乐部中，其中李玮峰和郑智最终被核实的身价为490万，双双成为标王，与去年标王李金羽身价完全一致。
而“革命派”核心大连实德申报的王鹏、张耀坤、安琦因为身价过高，且有关材料、转会费等需进一步核实，同样被要求重新申报，但直到足协公布2004年球员转会的正式大名单时，实德也仍未完成工作，足协决定暂不把三人列入转会名单。
从1月10日开始，各家俱乐部可以从上榜球员中挑选自己需要的球员，双方谈妥后，到足协办理相关球员转入手续，转会工作到1月25日结束。（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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