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为亚排联主席，但魏纪中却十分羡慕足球这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和广阔市场空间的世界第一运动。世界上百个单项运动项目中，也只有足球运动的世界影响力和市场回报不亚于奥运会。魏纪中尖锐地指出，这个深受众多中国人喜爱的运动项目，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决不能因被某些部门视为“私有物”而阻碍了发展。
魏纪中说，2004年在中国北京、成都、济南、重庆4座城市举办的亚洲杯足球赛所掀起的热潮，证明中国球迷渴望高水平的健康的足球比赛。中国的市场空间也证明能够容纳高水平的足球赛事。他举例说，中体产业公司去年独家买断了亚洲杯北京赛区的门票销售权，中国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比赛几乎场场爆满。半决赛和决赛更是一票难求，中国队与日本队的决赛，一场比赛创下超过3000万元票房收入的中国足坛纪录。这也是继2003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访华比赛创下近2000万元票房收入后的又一新高。
魏纪中认为，中国足球的资源是由中国足协、俱乐部、球迷、赞助商、推广商、媒体等共同创造和开发出来的，其成果当然也应制订分享的合理规则。只受益、不付出的“单赢模式”，受害的是整个中国足球。俱乐部不投资或少投资了，球迷不看了，市场萧条了，对谁有好处呢？魏纪中说，去年10月由北京国安俱乐部引发的“中超风波”，虽然对立仍在继续，但事件有助于推动中国足球改革的继续深化。“深化”这词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纠偏，解决“路径”问题；其二是发展，使中国足球事业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足协不应与俱乐部对立
魏纪中认为，目前中超的改革应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是中国足协要对中超的机制和管理进行反思，使中超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参赛的和准备参赛的职业俱乐部的积极性，没有俱乐部的积极参与，中国足协单靠自己主观上设计的一套管制办法是行不通、管不好的。另一方面，各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真正按照职业足球俱乐部应该运行的规律和组织程序办事。唯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把中国足球的改革朝正确的方向推进，因为改革是需要市场的管理和市场的主体互动推进的。
魏纪中说，中国足协应该明确中超比赛的性质与参加的主体是什么，而性质则是由参加的主体来确定的。各职业俱乐部不再是或者应该不再是省市的足球代表队，虽然一些城市的体育主管部门仍然在“管理”或施加影响，但这种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
魏纪中分析说，中国足协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全国足球运动组织，应有会员，包括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中国足协的领导如果是会员们用民主的方法选举出来的，那么他们就有义务代表会员们的利益，而不是与会员们的利益相对立。这些基本的观念搞清楚了，认识一致了，改革的措施和导向也就清楚了。
魏纪中说，各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应该明确自己是一个具有企业性质的足球市场上的主体。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产权应该明晰，谁是最后的投资人和所有者，谁仅仅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经营者，产权模糊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也就是所谓的关联关系。魏纪中表示，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法制经济，足球市场上的市场主体和市场的管理者都要依法行事，而不能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法、自己仲裁。足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法制化。主体要依法“经营”，管理者要依法规范管理，双方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彼此协调各自的利益。体制不清“事企不分”
魏纪中说，中国足协实际上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一个代称，它还不完全是足球的行业协会，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国家体育总局一个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魏纪中分析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具有政府的行政职能，要办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足球比赛，它要审批，还要收费。问它为什么要收费，回答是政府所拨事业经费不够，需要“创收”。鼓励事业单位去创收，就很难避免小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侵蚀公众利益。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足协）同时还有经营性的功能，用国家的资产和资源成立一家福特宝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垄断足球资源进行牟利。
魏纪中认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足协本应该具有的社会公益职能就不断地弱化了或者被忽略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在足球改革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不在于政事不分，而在于事企不分。魏纪中说，所谓事企不分，指利用事业单位可以无偿占用政府资源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行政垄断性运作。因为它同时是市场的管理者，可借此取得利益。所赚的钱，尽管有些又投到足球事业中去了，但这样的利益驱动导向，扭曲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本应当具备的价值观。魏纪中说，对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取向应该是怎样，从逻辑推理来看，无外乎两种选择，一种是把行政职能回归体育主管部门，另一种是走真正的政府管理下的协会制道路。心在?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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