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的开头笔者首先要讲一段关于阎世铎的趣闻，凡是接到陌生电话，阎世铎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应对措施。第一：关机；第二：“我正在开车”；第三：“喂！……怎么听不见，电话又不好使了”。其实，他说的话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曾经看到过一篇关于阎世铎的随笔，题目叫“阎世铎是出租司机”，因为按照阎世铎开车接电话的频率，只有出租车司机才能有之。关于阎世铎同志的手机问题，从职位上来说，是大不相称的，不用说总局，就是赞助中国之队的某手机厂商，也会为他配一个“好使”的。其实，电话哪能总不好使，以阎世铎的身份又怎么能总是自己驾车，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主要说明了一点，自从入主中国足协特别是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国足惨败之后，阎世铎便极不情愿又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阎世铎的功过是非
阎世铎时期的中国足协有过2001年十强赛的无比荣耀，但韩日世界杯上的耻辱，让2001年的快乐记忆很快随风而走，3年后，短暂的快乐也成为了奢求，2004年的灾难让中国足球几乎临近世界末日，“阎氏足协”的本质“无能”注定了中国足球步入始乱终亡的悲剧轨迹。
2004年，是阎氏足协班底构建的中国足球新十年规划的第一个年头，同时，这也是原则上阎世铎等人的足协领导层的最后一届任期，在有限的时间里捞取更大的功绩，这是中超出台这一悲剧命运的开始。当创建了甲A时代的王俊生被誉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之父”后，如何摆脱前任的巨大影响，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阎世铎与他的同僚们看好了至少在表面上更与世界接轨，并能彻底超越甲A的中国式超级联赛。然而，在构想阶段的超前与大胆，却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阎氏足协在业务方面的眼高手低而变得千疮百孔。
为了达到提高“公信力”的目的，阎氏足协的施政纲领里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人民足球”的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搞普遍性的足球发展，然而，由于受到体制、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的多重影响，“人民足球”在2004年已经基本沦为了一句口号，取而代之的是阎氏足协始终都无法抹去而且是愈演愈烈的“政治足球”。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首届中超成为了最无辜也是损失最惨重的受害者。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已经过去的2004年是一个大灾之年，国奥、女足、国足的全线溃败为中国足球竖起了一座又一座墓碑，而作为阎世铎新政的“核心”，首届中超的举行则成为了这一座座墓碑背后最大的陪葬品。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提阎世铎本人亲口所说的两句话，一是在谈到自己的处境时，他说，“我现在是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二是在2001年的足球工作会议上，他说，“既然干了足球，干不好，干不了，我走人！”不知道，在阎世铎的心里，目前的成绩是不是符合他的“干不好”和“干不了”呢？
阎世铎这样走上足球舞台
上个世纪80年代末，阎世铎调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先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体委以政研室为班底建立了政策法规司。法规司的普通干部阎世铎并无令人羡慕的运动生涯———在国家体委的干部中世界冠军都不稀奇；阎世铎并无较高的学历———那时大学本科已经是进入国家机关的基本条件。
但他却很好地找到自己的支点，那就是对体育对工作的悟性。他勤奋笔耕，思考体育界的改革。为了充实自己，他上了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班取得研究生学历。阎世铎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0年之间步步高升。他在任期内，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工作，历时8年，他在体育法规尚在摸索中的中国，属于较为超前的体育管理人才。阎世铎对于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有较好的把握，早在他刚调入体委不久的1989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体育举国体制质疑———对体育体制的一些看法》的文章。
从1993年开始研究和关注足球，当时整个政法司都在研究体育改革的问题，足球改革在体育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中是一个突破口。在此期间，阎世铎对足球及足球改革就有所涉及，一张当年他参加大连棒槌岛会议的照片也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在48岁之前，阎世铎的人生道路大都呈现出笔直开阔的走向。但是在他48岁那年，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00年4月20日，阎世铎正式入主中国足协，和前任王俊生共同执政，人称“阎王时代”。
上任之初，深知官场规矩的阎世铎秉承着先调查后发言的逻辑，相对低调出现，因此他在足协和足协官员中的形象并不是很清晰。在总局人眼中，中国足球永远是另类。用一位老资格人士的话说就是，“要成绩没成绩，还谁都瞧不起；钞票没少挣，还天天喊特殊；为国争光没有他们，还整天抢慢镜”。这也是促使总局将“强将”阎世铎调入足协“掌权”的初衷。阎世铎在机构改革、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体育总局领导的赞扬，尤其是他热衷于调查研究、敢于负责的工作作风和面对媒体“狂轰滥炸”的镇定自若得到了总局党组的肯定。既往的这些优点，也许正是造就了阎世铎入主足协的主要客观原因，但也正是这些特质，让他在自己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曲线。
上任才半年就被通报批评
上任半年之后，阎世铎就享受到了中国足球给他带来的“通报批评”。
2000年悉尼奥运会。尽管中国女足顽强拼搏，尽管国务院和体育总局都给予女足姑娘以高度评价，但成绩是不长眼睛的，就是因为女足成绩的不尽如人意，上任半年的阎世铎就享受到了中国足球给他带来的“通报批评”。体育总局在奥运会之前和各项目管理中心签订了目标协议，按照既定的原则，凡是签订协议书而未完成任务指标的管理中心主任都将受到通报批评，如果有重大失误，还将给予行政处分。按照中国女足和体育总局签订的协议书，指标是前三名，结果只获得第五名。没有完成任务，但是也没有重大工作失误，按照协议规定只进行通报批评。
此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已经由王俊生改为阎世铎，因此上任不到半年，“阎王”就尝到了足球的厉害。
关于阎世铎的歪嘴故事
有关阎世铎的一则笑话在圈内流传甚广。现在表面上看老阎有些嘴歪(这里绝对没有讽刺的意思)，据说那是当年他出公差留下的“工伤”。前几年，老阎出差回京，按级别本来他是可以坐飞机的，可老阎说，还是省点钱吧。坚持坐火车，而且不得不到卧铺车厢上铺屈就。由于天气炎热不得不开窗，结果一夜过来把老阎嘴吹歪了，准确地说是面部三叉神经出了问题。回局后大家一致认为得不偿失，老阎大度地坚持说，老婆孩子都有了怕谁呀？别看我嘴歪了，说出的话正确就行。可有人开玩笑说，老阎是看中铺那位女同志时间太长让风吹的。老阎开玩笑说，我费那事看她有什么意思，那还不如和她谈谈了。
老阎的生活习惯是总局许多人没有的。他一直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这让许多足协的“夜猫子”很不适应。据说一次出差，老阎凌晨2点起来“作业”，早上8点钟到同事房间，那位官员还没起床。后来，那位“瞌睡虫”向老阎解释。老阎回答说，我这是多年的习惯，你们过去搞运动，有自己的生物钟嘛。
在大多数人都疏于文字的足协官员中，阎世铎绝对称得上是足协的大秀才。尽管工作很忙，但许多材料仍由老阎自己整理。据说一位工作人员在走廊上碰到另一人，那人是拿材料给老阎，前者提醒说，把材料好好改改，要不然老阎又要批评你们不认真了。
老阎也常看足球类报纸，有一位老记是他比较熟悉的，老阎对他的评价是，文章的视角、材料的占有程度、写作的手法都非常好，就是文字欠通顺。
专门设立打卡表面工程
2003年的时候，阎世铎让人买来了打卡机，继而实施了“刷卡制”———一个很企业化的标志性“表面工程”。
通常，周一到周四，阎世铎会着一身质感很好的欧版藏蓝色西装，领带很周正地扎在脖颈上，然后以非常标准的姿势打卡。在中国足协的办公楼内，很少见阎世铎穿过西装以外的衣服。与着装“相互呼应”的则是阎世铎的发型，于头的左半部1／5处辟出一条缝，以缝为界，然后将头发左右分开，辅以定型水或发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二八开发型”。
从此以后，早上8点钟左右，中国足协内的45名工作人员会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伟图大厦里，然后打卡，之后分别爬到2楼或者是3楼。足协内部工作人员的说法是：刚来的时候，的确感觉有点“政治”，但后来处得久了，发现也不完全是。老阎这人什么事都抓得细。去年足协内部工作总结时，在批评了国家队不尽如人意之后，阎世铎着重批评起足协内部工作人员的迟到早退、不按时打卡的现象，而台下的听众则是兴味索然。
神秘的第二次流泪
阎世铎自己的描述，“一生至今流过三次泪，第一次是知青时代，第二次是中国队输给朝鲜之后，第三次是在武汉和球迷座谈。”确切地说，不为人知的第二次流泪发生在2001年的8月。
当时，刚刚从上海赶回北京的阎世铎又匆匆赶到秦皇岛，参加“耐克———中国足球协会‘未来之星’全国青少年训练营”的开营仪式。阎世铎讲了一件他在上海四国赛中感触很深的事。他说，朝鲜队拿了冠军，他们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太让人感动了。朝鲜队的球员在比赛中抽筋的不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很多钱，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除了大会提供的一日三餐外，朝鲜队没钱去买别的食品，甚至连一瓶水都舍不得买。赛前，曾有队员跟教练说有些饿，想吃几块点心，但教练说：我们没有钱，别吃了。
阎世铎说到这时，已经哽咽了。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说，到足协工作一年多，朝鲜队让他第一次掉泪了，让他感到惭愧，感到脸红。面对13岁的足球少年，阎世铎动情了。他说：“我今天讲这些，绕回来还是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各个队中的佼佼者，希望未来的国奥队、国家队中能出现你们的身影。” 叶飞 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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