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都认为谢亚龙这次被总局任命为足管中心主任并非是赶鸭子上架，但种种迹象表明，谢亚龙正是因为对中国足球掌门人这个位置有心，才有最终的心想事成，据透露，印证谢亚龙此举的最佳佐证就是年前他发表的《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篇有关中国足球热点的论文，据说当时他还四处托人希望得到广泛发表，而且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谢亚龙凭借这篇论文得到了总局高层的认可，从而走马上任中国足协。
如果说谢亚龙这篇论文是一块敲门砖的话，那同样能够肯定的是文中的不少观点代表了谢亚龙的足球观。可以肯定，未来的谢亚龙会以这篇文章中的很多观点来指引自己领导中国足球向前发展。同前任阎世铎相比，谢亚龙对于就任足管中心主任是有所准备的，这是件好事，但从理论到实践总有诸多的障碍和变化，谢亚龙能否成功，也取决于自己在应对这些障碍和变化时的办法和措施。不妨让我们来解析一下谢掌门的足球观，从而预见即将形成的中国足球谢亚龙时代的走向。
“公共产品”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竞技水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按照公共行政的理论，这些都是向社会供给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所以，我国政府集纳税人的需求以纳税人的资金，投入体育领域包括足球比赛在内的所有运动项目，其根本的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公共服务，这是我国政府致力于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请注意：这里是专指政府）。按照这个大前提的约束，我们应该把中国足协主办的中超联赛放在公共产品的大范畴。无论足球怎样深化改革，都不可能改变其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都不可能脱离公共产品的大范畴，应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考虑它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记者分析：这一论点事实上就在告诉中国足球的“投资人”们，无论如何改革，中国足球以及联赛的绝对领导权还必须归国家所有，归中国足协所有。投资人希望领导中国足球联赛，甚至中国足球的局面，在阎世铎时代不可能见到，在谢亚龙时代更不可能见到。
“经济人”论
我国体育的奥运战略“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在奥运舞台上为国争光是一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足球改革的大军在向这个大目标奋斗的过程中，虽然大家口头还在喊着，但实际上很多人却揣着腋下的“私”来。他们在不动声色地、铁定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完全蜕变为“经济人”，竞相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背离了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辜负了球迷的希望。这就是在现阶段的各种条件下将足球按照生产私人产品的方式来运作，所造成的必然的恶果。这也是足球改革以来在实践中发生的最大的偏差，或者叫最大的失误。
记者分析：足球改革之后，中国足球从业者迅速的蜕变，以及最终成为谢亚龙所指的“经济人”，的确是导致改革目前陷入低谷的最重要原因。可以想见，谢亚龙上任之后，肯定会着力使这种“经济人”现象彻底消亡。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一力量能否匹敌目前足球圈内散发着的“铜臭气”？都是难以预测的，但乱世用重典的道理，谢亚龙一定十分清楚。
“非私有产品”论
今后中超联赛是不是要改变现状，发展成私人产品，搞成彻底的职业化，和世界五大联赛接轨，这恐怕还有待体育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乃至代表人民对国家事务行使权利的人大做出决策，仅仅是足协恐怕还是不行。就我的观点看，起码目前和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范围里，把中超联赛搞成私人产品，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脱离了国情。
记者分析：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同“公共产品”论相辅相成的。而在阐述这一理论时，谢亚龙非常明确地告诉那些希望足球联赛“私有化”的人们，这条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在欧洲，足球也许能够成为某个私人老板的个人物件，但在中国足坛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在谢亚龙上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将和所谓的“投资人联盟”针锋相对。
“非营利”论
中超联赛市场化运营、资本运作的目标，今后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在良性运行的基础上也可以略有盈余。这个盈余是多少呢？我很同意“超成本分担率”的概念，即盈余控制在同期银行利率、国债利率与股市盈利的平均水平线上。我以为，这就叫“以体养体、良性运转”，不以营利为目的了。
记者分析：这其实是谢亚龙的足球观和投资人之间足球观的最大区别，在全社会都已经将足球视为一部高速运转的“造钱机器”之时，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非营利”论。简单地说便是，中国足球只要得到能自己养活自己的钱就足够了，而不需要产生出什么巨大的市场效益。这一论点日后恐怕会受到各方人士不少的指责，因为国外职业体育的实践说明，体育之所以能在职业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同其能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不无关系。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要想让商家投资于一项“非营利”的事业，难度已经越来越大。
“产权明晰”论
中超联赛必须明晰产权。作为足协从甲A带进中超的国有资产，可以通过评估，确立其在中超投资中的份额，和资本市场的投入一起，共同按照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组成中超联赛的产权构架，形成现代经济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
记者分析：这一理论必将受到众多投资人的拥护，中国足球的产权不清，已经愈发成为阻碍足球改革的最大障碍。谢亚龙既然从内心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产权明晰”的迫切性，那在他上任之后，相信中超联赛的产权将很快得到明晰，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中超公司也将很快被建立。
“剥离”论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的剥离，摒弃笼统的社会角色定位（比如：“我们都是好兄弟、好伙伴”云云）与责权利的关系，才能明晰权利主体，并使权利主体能够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确立并强化职能分工，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建立起更加符合体育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联赛管理机制和产业经营模式。
记者分析：中国足球过去之所以在改革中出现了那么多的不如意，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和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在管理过程中不严谨的行事风格不无关系。谢亚龙和足协前几任的领导相比，将在日后的工作中，更为看重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这也将是他在领导过程中，和前几任最大的区别。中国足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谢亚龙在自己未来“管理为本”的执政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将是一场理论同“江湖行规”之间的抗争。（王印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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