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中国足球“脏乱差”局面成因的时候，一个不可能绕开的特殊因素便是球员。
说球员群体特殊，是因为如下的推导：职业联赛以来，球员近乎天价的收入一直为人诟病。而投资人也认为球员过高的工资是造成他们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于是，限薪风暴径直砍向球员的钱包。问题正是出在这里，对球员来说，收入多少并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收入水涨船高是因为各俱乐部之间的暗箱操作和盲目爆炒，球员只是在俱乐部制定的潜规则下随行入市。把被动承受者错当作“主谋”批判，俱乐部的“杀富”之举虽符合向市场化靠拢的发展方向，但也有嫁祸之嫌。
谢亚龙曾在《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一文中指出，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运动员的特殊性。与中超产权不明晰类似，在球员价格的评估上，俱乐部从一开始就陷入混乱。混乱的根源仍旧是与价值规律的背离。
在足球产业中，球员其实就是特殊商品，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使用价值上。但作为投资人，俱乐部从职业化伊始就没有为此准确定位。他们把职业化曲解为球员高收入和自己的高产出，这也为球员价格上的混乱埋下伏笔。各式各样的幕后交易、花样繁多的隐形支出，在让球员身价飞涨的同时，也让他们的实际价格远远偏离了其自身价值。而这一偏离带来的影响也是连锁性的：高薪在手，球员创造力和进取心开始减退，比赛越踢越难看。比赛难看，后果是球迷数量的锐减，联赛的影响力更随之减弱。没有影响力，谁还来投资？没人投资，俱乐部又从哪里赚钱？
很明显，从“造富”到“杀富”，俱乐部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谁让你从一开始就不按价值规律出牌？
本报体育评论员 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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