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洪和王珀的口水战再次引起了关于假球的讨论，司法介入的呼声也随之高涨，那么为什么在呼吁多年后司法仍未介入呢？司法介入和打击假球之间的瓶颈何在呢？昨天下午记者就此采访了西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副教授毕成。
记者：目前关于假球的报道非常多，你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呢？
毕成：很巧，我本人非常喜欢足球，《足球》报和《体坛周报》我经常自己买了看，国力队打乙级联赛时我就经常去现场看球。从当年的渝沈之案到龚建平被判刑再到现在王珀和江洪的相互指责，我都关注到了，也经常从法律角度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江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一些有关假球的细节，有法律界人士
认为检察机关应该就此主动介
入，对此你怎么看呢？
毕成：司法界要介入，必须有人举报或者提供线索，媒体上的报道也算是一个线索。当然了，司法机关在得到
线索后，还要对线索作出自己的判断，才能决定是否介入调查。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法律界没有关于打击假球的相关法规，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呢？
毕成：我不同意这一观点，《体育法》第49条和第51条对比赛中弄虚作假有着明确的规定，根据现有法规可以解决假球问题。
记者：既然有针对假球的有关法律制度，而且要求司法介入打击假球的呼声很高，那么为什么司法介入的步子却很缓慢呢？
毕成：我觉得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尽管法律方面有这方面的规定，但调查取证却是很困难的，比如说到地下庄家赌球，现在的通讯工具很发达，参与赌球的人员都很诡秘，调查取证的难度相当大，这也牵扯到司法成本的问题。其次，由于体育比赛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假球很难界定，一方面要考虑到体育行业评价和体育规则，比如在足球比赛中可能会踢断腿，拳击比赛甚至会打死人，这些如果发生在平常人身上可能就会是犯罪，但在体育范围内却只能是犯规，这很难用一般人的视角去界定；另一方面，体育比赛算是激情性表演，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一些动作到底是无意的过失，还是故意的行为，这些很难界定，更难以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在这里要补充一点，虽然现有的法律可以解决假球问题，但《体育法》中的相关条文是比较笼统的，如果能更完善《体育法》的实施细节，并明确体育比赛假打的认定标准，那么通过司法介入来解决假球问题会更容易一些。
记者：法律意义上的假球证据很难找，司法介入困难比较大，这是不是意味着假球黑哨问题很难解决呢？
毕成：不能这么说。我认为要解决假球黑哨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也就是中国足球应该按照职业足球的规律来办事。有人说，中国足协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这个比喻很恰当，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但中国足协只是一个社会团体，足球管理中心却是行政机构。目前中国的体育还属于公共产品，作为行政机构的足球管理中心有行政权力，作为社会团体的中国足协却与俱乐部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所以有时候打击假球可能也会触及到足协本身的利益，这也导致了中国足协在打击假球方面不是很积极，我个人认为，中国足协在对待当年的渝沈之案时就不够积极主动。
记者：假球黑哨问题这么久得不到解决，因此许多人都把司法介入看作是解决假球黑哨问题的灵丹妙药，作为法律界的业内人士，你同意这一观点吗？
毕成：不要认为司法介入就能解决所有的假球黑哨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中国足协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中国足球按照职业足球规律来运作，那么假球黑哨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职业化足球的运作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不清楚，可能中国足协的人也不清楚，但我们可以好好学习欧洲那些职业足球发展成熟的国家，看看人家是怎么搞职业足球的，学习他们的联赛、管理部门是如何相互协调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的少走弯路，出现的问题也能得到更好的解决。记者郝福建
：《体育法》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49条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51条利用竞技体育从事赌博活动的，由体育行政部门协助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