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点半，结束训练的北京队队员们回到宿舍，“双哥，帮我揉揉腿吧！”“双哥，我是不是又该扎针了？”在俱乐部的医务室里，47岁的队医双印不停地忙着。对他来说，这已习以为常，他对国安，或者国安对他，都已成为彼此的一部分。作为国安俱乐部资格最老的员工，双印对自己的经历看得很淡，采访时他对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其实没什么，都是很正常的工作。”
结缘北京足球二十二载
在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双大夫之前，双印曾是一名举重运动员。1975年，他进入北京举重队，拿过一次全国青年冠军和一次全国锦标赛第二名。
1981年，23岁的双印从举重队退役，来到北京体工队医务室学习运动康复。至于为什么要学运动康复，双印说，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自己从没想过要靠这个而被人们认识。
1983年，作为体工队的大夫，双印被安排跟随北京足球队参加全国比赛。双印回忆说：“也许就是缘分吧，正是那次跟队，让我与北京足球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87年，双印正式成为北京足球队的队医，据他回忆，那时的北京队有高洪波、曹限东、赵旭东、边力军等队员，实力在全国也算上乘。
1992年，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成立，双印的关系从体工队调到国安俱乐部。“感觉没什么变化，第二天大家还是照常训练，其实当时每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职业化将给自己带来什么。”双印说。
变化还是慢慢地来了，作为队医，双印最关心的还是医疗设备的变化，“起初，医疗设备和康复手段很落后，但现在，桑拿、按摩、各种器械非常齐备。”
身患淋巴癌 住院后回到球队
1993年，刚随队参加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的双印被查出患有淋巴癌，住进了医院，接受化疗。“当时，家人都很痛苦，但我非常乐观。”双印说。
转年的春天，由于国安队的另一名队医离开了球队，俱乐部又向刚出院的双印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回到球队。双印很快又出现在球队中间。对于当时的决定，双印没有豪言壮语，“我就是觉得我还能干，就回来了，而且我确实也喜欢这个俱乐部，喜欢这支球队。”
随后5年，虽然已经出院，但双印仍要不断地去医院做放疗。“那段时间，脑袋一直是秃的，你可以注意一下，我那时的照片都是戴着帽子的。”双印笑着说。
2004年，双印再次住进医院，这次是做淋巴管和静脉管的搭桥手术。这都是因为那些年做放疗留下来的后遗症，那段时间，他的脚肿得连自行车都骑不了。
在农历十五，经过3个月的医院生活后，双印出院了，在出院后的第三天他就回到了队中。“球队需要我，再说我也想回来，我觉得自己身体没问题。”
现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双印都是搭同事或者俱乐部的车回家，问及为何不自己买车时，他笑着对记者说：“我的腿部神经已经不行了，开不了车。”虽然手术非常成功，但双印的腿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在走起路时总是一瘸一拐的。
国安像个家
“国安俱乐部对我太好了，它给我感觉就像家一样。”采访中，双印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对我来说，国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单位，而更像是一个家庭。我生是国安的人，死是国安的鬼。”双印动情地说着，“这些年，俱乐部对我真的是非常照顾。其实，即使是不带感情色彩，我还是要说国安俱乐部是全国最规范的俱乐部。”
作为一名优秀的队医，在这十几年，双印已经用工作赢得了俱乐部和球员对他的信任。
“我们非常信任双哥，把我自己交给他，放心。”杨昊这样评价着，“双哥就像一位老大哥，对我们的照顾太周到了。”
双印却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淡，“作为我的工作就是让球员受伤后尽快恢复，为主教练在用人上提供方便。我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真正的明星是他们。”
队员离开很难过
这十几年间，最让双印难过的，莫过于队员的离去了。“很难受啊！最早在职业化之前，那时的队员哪有转会一说，就是一个队永远在一起。到了职业联赛开始后，有的队员要转会走，还真的很难接受。那么多年的朋友，要去外面闯荡了，我的心里很舍不得，每次队员在走之前，我们都要在一起吃个饭，也算为他送行，而我也是鼓励他们在外面好好踢。到后来，每次在比赛中碰到一起，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到今天，双印仍和许多以前的队员保持着联系。“像米乐（邓乐军）、高峰他们几个还经常回来找我给他们捏捏，他们因为踢野球也老受伤。而有队员结婚也会请我去。”双印笑着说，在他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的，也是他人生最大的财富。
点评国安队员几最
最胆小的人：李洪政。“李洪政在扎针的时候会哭，其实不光扎针灸，就连网屁股上打针他都会哭。”
最容易受伤的人：郭维维。“郭维维的身材高、体重大、重心高、动作频率比较慢，所以容易受伤。那时侯，他总是不断地受伤。”
最不容易受伤的人：高峰。“高峰非常灵活，身体也轻，而且他的协调性很好，也懂得自我保护，因此他极少受伤。”
最贫的人：南方。“南方这小子太贫了，总是一天到晚地跟我这贫，弄得我也得跟他一块贫。”
身体最好的人：徐云龙。“徐云龙的身体素质太出色了，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天生踢球的料。”
文/本报记者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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