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联赛刚刚进入第二个年头，便已然弥漫着浓郁的末世气息。都说真正的希望从来诞生于绝望中，但现在的中国足球还很难说已经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第二个年头的中超，或“超二世”，似乎很难避免沦为糙二世，甚至还有秦二世之虞。
很多人以为，经历了不堪回首的２００４年首届中超联赛，中国足球应该不会更糟，而该触底反弹了吧。然而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酷的事实，我们坚持认为，在既定的体制和人事下，中国足球只有更坏而没有最坏，超二世能够让人萌生希望的积极元素实在太少。论市场环境，最后时刻中超终于避免了裸奔的厄运固然值得庆幸，可是当比如北京国安一个球队的冠名赞助金也达到近４０００万，而整个中超联赛却只有４５００万，还分期付款时，这份庆幸就显得有点无奈，乃至辛酸了。不过朗效农等足协干部对于某些企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之类的愤怒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中兴通信只不过是在商言商。联赛冠名权的市场价格从几年前骤然飙升１０倍达到一亿之巨，再到现在被腰斩一半，竟然不足５０００万，是其实际价值和品牌价值大贬值的结果。
联赛大环境没有转暖，俱乐部的小气候同样不佳。数度阳奉阴违后，今年各俱乐部却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响应足协的限薪号召，这并非是老板们听话从良了，而是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存危机。目前问题是，限薪运动已经走向了极端，在将李玮峰们的年薪强行压到百万以下后，限薪风暴应该矫枉过正，即把重点从高端，即少数大牌球星转移到更大众的普通球员上。当然，限薪内涵也不再是高工资，而是如何设定最低收入线，保护普通球员的基本生活费，包括如何杜绝愈演愈烈的拖欠、赖账风了。
在某种意义上，陕西、辽宁等很多球队涉嫌全民皆赌，正是由于官员、球员和教练收入偏低又被习惯性拖欠的结果。在制度的防火墙难以建立、抓赌手段又很贫乏的情况下，过度减薪会不会引发更多的从业人员更不顾一切地参赌，进而打假球？这个问题绝非杞人忧天。另一方面，俱乐部大幅度紧缩开支还导致了外援的数量和质量同步下降，谁都认同外援对于提升中国联赛水平的重要作用，但在超二世，外援的数量下降到历史的低点，也少有有头有脸的角色。与此同时，一批尚有实力，甚至还在当打之年的实力派球员也因各种原因淡出了足球圈，这样小鬼当家的现象已经从原来金德等个别球队蔓延到整个中超，据不完全统计，中超１４强中，有２７０余名，即约２／３球员系８０年代后生人，又有百余人在２０岁上下，其中不乏１７、８岁的学徒工。
作为顶级联赛，这种低龄化倾向绝不是好事情。比赛是由球员来踢的，一项成功的联赛必须，也只能由各路英雄人物来营造和维系品牌效应。既然球员主体被严重掺水，我们怎么能指望满目青涩的联赛的质量，包括对球迷、媒体和赞助商的吸引力还能保持在高位呢？不仅如此，目前的政策面也不支持联赛反弹。我们看到，足协新掌门言必称为了０８，而从来不肯认可联赛为本的理念。尽管新赛季开幕在即，但掌门巡游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服诸侯全力支持０８，为０８放人。甚至还有传言，足协实际上不希望联赛过于火爆，既怕乐极生悲，扰乱社会安定，又担心各俱乐部更不愿意放人。
既然政策面、市场面和基本面都不支持联赛复苏，那么指望超二世强劲反弹就很难了，不仅难以再现９０年代中后期的火爆奢华，连末代甲Ａ的虚假繁荣也维持不了。或许，蛰伏蓄势将是超二世的主基调，而新人走向具有决定性作用。既然中超更像是由少数超龄球员带领的一种混合队性质的联赛，因此，占２／３大多数的８０年代后就成为主流势力，也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联赛取消降级，鲁能又显现了明显的高人一等实力，特别是强大的政策资源和经济资源，因而冠军归属也没有太多悬念的情况下，足球界也可以稍稍淡化一点对争冠保级这类功名性东西的过多关注了。
从球员的角度看，７０年代生人明显不如６０年代那一拨球员，因此现在中国足球跌入冰河期也完全正常。当张恩华、申思、于根伟和李霄鹏等年届三张的球员愈发力不从心时，我们只能更关注崔鹏、蒿俊闵、王永珀、于海、于子千、闫相闯和冯潇霆等后生但掌门巡游的主要的成长轨迹与速率了。他们既决定了０８战略的成败，也决定了超二世、超三世的品味。 （作者： 周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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