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王老五去韩国抢亲，手都没碰到就洁身而退，一直被各条战线的同志嘲笑。大作家张承志在他谈伊斯兰文化的宏文里都要废话般地抨击中国队无法像土耳其队那样威风；冯小刚最近谈中国电影也借踩中国足球说事，扯到中国队为什么打不过韩国队。有位球评家朋友曾经发誓再也不在文章中提到“恐韩症”三个字，问题是他借着发誓，又提到中国足球这“三字经”。
迄今为止，中国足协以及中国语文改革委员会尚未发文禁止使用中国足球“三字经”，所以只能靠广大热爱中国足球的善良的人们自觉自律。我发誓：我以后只用“恐H症”——这个H可以是韩国，也可以是郝海东或者霍启刚——但是我还是坚持习惯说汉城不说首尔。这不过就是个约定俗成的习惯。
然而韩国人的民族自尊，虽稍有过敏之嫌，仍然值得尊重。2002年世界杯的强烈对比让人想得更多更深。
体总领导崔大林前几天对比了中韩跑步机的性能差异，愤怒地指出在2002年世界杯，平均每名韩国球员比中国球员多跑了3000米。电脑这玩意儿就是好使，一切对比都量化了。不像从前，有人信誓旦旦地指出，之所以韩国队比咱能跑，是因为他们天天吃烤牛肉。
如此说来中国足球的发展线索就一目了然了，首先中国足协可以考虑在各赛区体育场开连锁烤肉店，另外除了坚持12分钟跑测试，还可以考虑在每场联赛结束后双方球员再来一场3000米跑比赛，最好是障碍赛。
崔大林说得有道理，但他回避了体制问题。
或许，我们还应该回避所谓国民性问题。余华写过一篇文章——《韩国的眼睛》，提醒人们越过经济的韩国、肥皂剧和偶像文化的韩国，铭记光州起义的韩国。在这部基本上写古典音乐的文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余华仅有一次写到摇滚乐，写到金敏基的摇滚音乐剧《地铁一号线》以及摇滚歌手全仁权和他的野菊花乐队。“这是我在汉城的美好经历，它们不是自诩大众文化，其实是在制造假象的肥皂剧；也有别于宣称与大众为敌，沉浸在孤芳自赏中的所谓现代主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艺术，因为它来自于大众，又归还给大众，这样的艺术终于让我看清了韩国真实的容貌。”余华说。
团结的大众和勇敢的个人。
还记得那张经典照片吗？一个学生以李小龙式的飞腿，腾空高飞踢向一排手执盾牌木棍的警察。是的，不管是坎通纳还是以在台上狂蹦著称的“绿日乐队”，都应该好好向他看齐。
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我又看到一张经典的韩国照片：67岁的老太太冲日本高高举起自剁一指的血掌。
针对日本右翼劣行，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告国民书中提醒民众要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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